从我国版图上看，上海是“一带一路”中海上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上海能否充分发挥出这一独特地理优势，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参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值得重视

　　发挥长江经济带作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要使长江沿岸城市成为支撑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城市群，同时，这也将更加激发出黄金水道的经济功能，并将其打造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区域和改革开放的试验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上海“要按照国家统一规划，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争取明年有个良好开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新型大国建立新型周边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从我国版图上看，上海是“一带一路”中海上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上海能否充分发挥出这一独特地理优势，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参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值得重视。

　　“一带一路”对上海是长期战略机遇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10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表示，愿同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2014年11月北京APEC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相融相近、相辅相成。

　　“一带一路”战略从国际上来说，是新型大国建立新型周边关系的重要举措。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加快构建与周边国家合作的新机制新平台，加强与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等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以新战略促进我国与其他大国和主要国际力量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拓展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领域，形成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和国际安全环境。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布局，对我国区域发展来说，呈现了“π”字型战略格局，上海要在“十三五”或更长一个时期从中看到机遇。“π”字型发展格局包括三条发展轴。第一条发展轴：我国沿海的南海、东海、黄海和环渤海的11个省市的发展轴，可以理解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第二条发展轴：我国亚欧大陆桥发展轴，起点江苏连云港，向西通过海陆联动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甘肃、青海、新疆等7个省市，贯穿我国东中西区域，从新疆阿拉山口出境，联动西亚、中亚和西欧，也是21世纪新丝绸之路陆上经济带重要发展轴。第三条发展轴：长江经济带，它覆盖我国11个沿江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贯穿东中西。如果在中国地图上画上三条发展轴，就像“π”字型。因此，我们也可以称其为“π”型发展格局。当然，21世纪新丝绸之路陆上经济带，还应包括渝新欧（重庆、新疆、欧洲）、蓉新欧（成都、新疆、欧洲）和义新欧（义乌、新疆、欧洲）等发展轴。

　　借古论今，扩大对外开放联通

　　丝绸之路是我国早期的国际商贸通道，广义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历经了漫长的延续发展，文化商脉传承源远流长。陆上丝绸之路主要分南线和北线，北线为由黄河中下游通达西域的商路；南线主要指“蜀布之路”，川蜀地区与印度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分东线和南线，南线主要以东南沿海向东南亚、南亚、非洲东海岸以及欧洲；东海航线主要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今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长江经济带范围已明确，是沿江11省市。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各省市纷纷要求加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据统计，全国27个省市从丝绸之路的起点、节点等不同角度提出加入“一带一路”，并启动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布局。但讲丝绸之路的建设，不是追述古代，而是要借古论今，重构21世纪的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不仅仅是历史商贸通道的传承，更是在对外开放大背景下区域开放联通的战略构想。

　　总的来说，21世纪“一带一路”不纠缠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走向，不局限于区域交易的物品，不争执于发源地和起终点。今天强调“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讲的是开拓国际市场的精神、求的是世界大同的和平，传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在21世纪“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应当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处理好古代和现代的关系。古代丝绸之路为茶马古道，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及养蚕、缫丝和纺绸技术，通过经济、交通走廊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现代丝绸之路为陆桥通道，将中国制造的产品、资本、技术以及文化等，通过经济、交通走廊不断开拓到中亚、西亚、欧洲等市场。上海应该以本地区发展为基点，从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战略中去规划和积极参与。二是处理好经济区域与行政区域的关系。“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是我国经济轴带发展的体现，是集聚发展。这一战略要聚焦重点城市和城市群，加强区域联动，促进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上海在其中大有可为。三是处理好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的关系。“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三者之间是联动、统筹的发展关系。“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讲的是物品的生产和流通区域。古代丝绸之路商贸产品主要为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其生产重心主要集中在长江经济带，如景德镇的瓷器、江浙的丝绸等。现代丝绸之路的货物来源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地区。由此可见，丝绸之路是我国商贸通道，长江经济带则是我国的商品生产基地。

　　激发“黄金水道”的功能和效益

　　长江是我国内河航运中最发达的水系，沟通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长江干线航道全长2838公里，干支流通航里程约7.1万公里，占全国内河通航总里程的56%，被称为我国的“黄金水道”，对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指导意见，提高长江黄金水道功能的关键是，完善港口集疏运通道，实现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与武汉长江中游、重庆长江上游与长江下游的航运物流中心的联动发展。实施长江黄金水道和江海联运发展，成为率先建成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关键。近年来，长江黄金水道航运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长江水系通航条件明显改善。长江干线通过建设三峡水利枢纽，实施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中游水道整治和清淤应急工程，上游（宜宾至重庆河段）航道整治工程，航道总体通畅，各级支流航道建设也得到较快推进。长江黄金水道正逐步形成以上海、南京、武汉和重庆为中心的区域性港口群，基本形成涵盖整个长江沿江地区，以石化煤炭矿石集装箱和通用件杂货等大宗货物运输为主体的运输系统格局。黄金水道的航运经济能力加强，航运综合交通网络基本形成。

　　发挥长江经济带作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总的目标是要使长江沿岸城市成为支撑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城市群，同时，这也将更加激发出黄金水道的经济功能，并将其打造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区域和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具体有几个方面的举措：长江经济带应发挥三大城市群联动发展优势。长江经济带以城市群建设为载体，重点建设我国一级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两个二级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但是，长江流域的三大城市群在合作方式和合作阶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合作经历规划协调、要素合作和制度合作等阶段，已进入了制度合作的深度合作阶段；　成渝城市群主要处于要素合作阶段；　而中游城市群区域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充分借鉴长三角城市群合作的经验，带动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主要是：充分发挥轨道交通作用，引领城市群同城化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借鉴长三角的“三级运作、统分结合”的运作模式，建立由决策层、协调层和操作层构成的管理体系，形成长三角区域合作体制机制可推广、可复制模式。

　　长江经济带发挥黄金水道航运优势。长江黄金水道建设应建设“四个标准化”，即船舶标准化、航道标准化、港口泊位标准化、航运管理与服务标准化。长江黄金水道航道漫长，各河段通航能力不同。其中水富至宜昌河段可通航500—3000吨级内河船舶，宜昌至武汉河段可通航1000—5000吨级船舶，武汉至湖口河段可通航5000吨级海船，湖口至南京河段可通航5000—10000吨级海船，南京至长江口河段可通航30000—50000吨级海船。制约长江航运的另一瓶颈为船舶标准的不统一，导致整个航道很难采取统一的管理模式。打通黄金水道，创造“黄金效益”的关键在于标准化，这样才能更充分地发挥黄金水道运量大、成本低的潜能。

　　长江黄金水道要重点建设三大体系，即长江流域航运港口体系、长江流域航运集疏运体系以及长江流域航运服务体系。要进一步明确区域性港口定位，建设具有国际大区域、区域的干线、支线汇集功能的港口体系，建设有区域性中转、集散功能和国际运输网络节点功能的港口。长江黄金水道建设不仅仅是水运建设，还要注重公水、铁水联运，打造立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立沿江大通关制度，解决江海航道链接、船型对接等问题。上海要充分发挥国际航运中心的功能优势，以水运推进长江黄金水道由西向东开放。加强长江黄金水道与欧亚大陆桥铁路联运，使长江经济带与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联动发展。要发挥欧亚大陆大桥铁路运输的多节点联动优势，与长江经济带水运联动，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欧亚大陆桥的主要货物供应源。

　　长江经济带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基础，长江生态安全关系全局发展，长江经济带要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水环境的破坏是长江流域生态恶化最严重的问题。长江流域内生态环境敏感区众多，不合理的开发治理造成局部区域（或水域）水环境质量降低、水生态系统受损、水土流失加剧、重要湿地萎缩等问题日益凸显。伴随着长江流域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镇和工业废污水排放负荷加大，以及重化工产业在沿江地区的布局，加重了水污染。对此都应当引起重视。此外，要重视长江上游生态的次生灾害重大隐患，把建设可持续的长江经济带提到战略高度。

　　充分发挥交汇点制度创新优势

　　上海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也是战略的基点。上海要发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创新优势，发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带动长江航运的发展功能，发挥上海国际贸易与沿江地区电子通关衔接，推进贸易便利化。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方面，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创新制度率先向长江流域转移和推广，带动周边地区政府职能转型，发挥改革的辐射效应。发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龙头作用，促进江海联运，多式联运发展，带动长江航运发展。从巩固上海枢纽港地位考虑，深化落实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一体两翼”的发展战略，促进长江港口群联动发展。鼓励上海港口物流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参与沿江港口的建设和运营，建立以港口码头（点）为基础，以内支线运输（线）为纽带的港口格局。发挥“五定班轮”航线的示范效应，最终形成以上海港为终端，辐射长江流域的物流网络（面）。通过“点、线、面”的配合，提升上海港口服务能级，发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辐射功能。可以扩大启运港退税政策试点范围。在现有试点港口和运输企业基础上，进一步增加积极性高、信誉好的沿江港口（如重庆、南京、芜湖等）和运输企业加入试点，扩大政策效应。鼓励和引导内河集装箱运输发展，在集装箱船舶通行权、收费、适箱货“散改集”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推动内河船舶至外高桥港区的直达运输。推广标准化船型的应用，提高船员适航范围。

　　在加强与沿江地区电子通关衔接，推进贸易便利化方面，进一步打开东南亚、中亚、西亚以及欧盟国际市场，使上海成为我国向东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形成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同步发展、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相互融通的发展格局，成为链接长江流域腹地和国际市场的枢纽节点。

　　在中国企业从上海“走出去”的基地建设方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准备“走出去”的企业提供了一个窗口。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减少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审批程序，中国企业走出去降低了融资成本。上海要在“走出去”战略中，拓展对外贸易合作服务，提高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市场份额和话语权。（执笔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海分中心秘书长、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郁鸿胜；学术顾问：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