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破除急功近利“赶浪头”的浮躁情绪，放弃打造若干“盆景”装点门面的陋习，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以服务基层群众、加强基层管理为重点，以党建带社会建设，让百姓得实惠

　　中共上海市委2014年“一号课题”形成的“1+6”文件，主要解决街镇体制机制，基层队伍力量建设，管理、执法等治理资源配置，基层组织基本经费托底保障等四大突出问题。市里将成立专门工作推进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推动“1+6”文件落实，分解任务、明确责任、协同推进。

　　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就经济建设而言，上海在全国处于相对领先地位。与此同时，我们在社会治理方面遇到了严峻的挑战，经常困扰于“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的尴尬。我们所要建设的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社会治理的核心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说过：在改造世界的生产活动中，“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随着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普及，已经使我们亲身感受到新的观念、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新的语言的无穷力量，社会治理能力滞后的矛盾也日益凸显。从一定意义上说，创新社会治理这就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关注不同群体和个体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寻求价值层面的最大公约数，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提升公民素质，建设法治社会。上海在未来的发展中，将越来越面临人财物流动增量与资源环境承载空间有限的矛盾，面临人力资源层次结构与产业升级需要不相协调的矛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对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更显紧迫。

　　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基层，街镇工作责任大、任务重、事情多，特别是村居委必须直接面对每个人，工作的难度之大绝不是在办公室能够想象的。通过社会治理，提升公民素质，若离开人民群众的理解、认同和参与，培育与践行就没有了主体，失去了根基。“1+6”文件在人权、事权、财权、物权等方面作出一系列改革，是上海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有力举措，其意义不仅是有利于加强基层工作，更是既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着力于促进全民素质的提高，用科学的顶层设计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去“虚火”、弃“盆景”，鼓实劲、出真招

　　“1+6”文件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基层、关键是创新的理念。而理念是需要通过行动实施的。当下，上海的社会治理尤其要去“虚火”、弃“盆景”，鼓实劲、出真招。“1+6”文件已经解决了如何让基层更加有职有权有物有人的难题，更为艰巨的任务是抓落实。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破除急功近利“赶浪头”的浮躁情绪，放弃打造若干“盆景”装点门面的陋习，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以服务基层群众、加强基层管理为重点，以党建带社会建设，让百姓得实惠。

　　社会治理的关键是制度创新，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而法治则是创新的保障，只有坚持法治才能保一方平安。以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为例，习近平同志已经明确指出：“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在基层做维稳工作，说空话、大话、套话是根本不会有人理睬的，必须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其中，必定需要街镇、村居委的干部身先士卒，以冲在第一线、干在最前沿的实际行动赢得民心、树立权威。

　　要把人民群众切身感受作为评判标准

　　所谓“对上负责”，就是对上级领导机关负责；所谓“对下负责”，就是对人民群众负责。这里所说的上与下不是对立的，各级领导干部既要对上级负责，同时也必须对下负责。这是因为，中央的决策和上级的工作部署都是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但是，近些年来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在实践层面却有表面上一致、实际上相背离的倾向。例如，用开会落实开会、用文件落实文件，对上而言就算是“负责”了，而这种“负责”实质上只是敷衍塞责。上级作出的工作部署只是从共性角度提出要求，每一个街镇、村居委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抓落实就是要把上面的精神与下面的实际结合起来，解决好当地当时的实际问题。现在有许多工作并不是没有抓落实，而是“落而不实”，有的甚至不知道文件的规定最终落实到了何处。无奈，又再一次开会、再一次发文、再一次部署，如此循环往复，养成了落实不到位也无须负责的慵懒政风。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为人民服务是根本宗旨，街镇、村居委的工作都是实实在在的为民谋利，坚持对下负责，就是最好的对上负责。

　　有些干部之所以眼睛向上不向下，说到底是私心在作怪。在他们眼里，职位是“上面”给的，工作当然要做给“上面”看。这种把贯彻上级精神视为向上级示好的心态，实质上是对自己的官位、权力和私利“负责”，是不可能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的。所以，基层工作不应简单以上级评价为衡量标准，特别要强调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考核标准。要强调上下级之间的双向考核，下对上拥有考核权。“1+6”文件从职能定位、编制待遇、资源配置等方面为加强基层建设提供了依据，各街镇、各村居委的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由老百姓投上关键的一票。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认识考核的“指挥棒”作用，赋予下级对上级的考核权，加大下级考核上级的权重指数，用制度的力量遏制“唯上不唯实、为己不为民”。（作者为上海政法学院编审、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