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坚决防止权力和金钱相结合、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就要进而把支配资本的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

　　一

　　不受制约的权力难免腐败，绝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可能绝对腐败。如果只拥有权力而不承担责任，只行使权力而不接受监督，每一个执法者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法律破坏者，而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成为这种破坏行为的受害者。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资本不断扩张的冲动和权力不断膨胀的欲望相结合，有可能产生“核聚变”，冲击现有的界限，使法律的界限模糊，使道德的界限丧失；不断扩大权力的边界，滋生出一批贪得无厌、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苍蝇”“老虎”；毒化和败坏党风、民风，以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成为失范者的信仰，催生了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现象。

　　当权力调控市场，当权力与资本相遇，可以支配资本而又不受制约的权力，难免导致普遍性、塌方型腐败，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所严厉批判的垄断资本主义，彻底走向党和人民的反面。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要领导人民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领导和驾驭市场经济是对党的新的考验。在领导和推进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集中代表，也必须管理好公共资产特别是国有资产，权力不能不与资本相遇。政府要实施对经济运行必要的宏观调控和对市场的监督管理，权力不能不调控市场。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中，有没有办法制约支配资本的权力？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尖锐地提了出来。

　　二

　　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中，资本既需要权力保护又要向权力寻租，权力既需要资本支持又必须限制资本，这种“二律背反”，其实来自市场经济本身对道德的“二律背反”。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体系，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历史形式。但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分辨善恶，市场可以容纳各种各样对整个社会来说极不道德的交易。市场经济的互利原则，实际是各方“自私”利益相互制约的结果，不会自动产生利他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机制。主要靠驱动个体利益运行的市场经济机制，也不会自动产生为社会整体利益着想的道德意识。资本追逐高额利润，个人追求物质利益，导致拜金主义，排斥道德；社会追求公平、正义，市场遵守契约、规则，导致集体主义，要求道德。

　　对这种“二律背反”怎么解决？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1759年）和《国富论》（1776年），观点自相矛盾，留下“斯密悖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圣徒们”为了证明自己获得上帝的救赎，就要积极勤劳致富。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显示，华尔街的“圣徒”们并不顾及“上帝的救赎”，他们制造的金融创新种类繁多，信贷衍生品花样百出，捞一把是一把，骗一回是一回。“上帝”面对市场经济的“二律背反”也无能为力。

　　市场经济有两个起点：每一个经济的个体，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资本的本质）；每一个真实的个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自私的本性）。它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正是这两个最大化，进入市场经济运作，演出了一部剧烈竞争、效率至上的交响曲，从整体上形成推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动力，形成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秩序；它又会成为市场经济的严重阻力和破坏力，这两个最大化的“无限度”追求，必然导致互相欺诈、物欲横流，导致资本不断扩张的冲动和权力不断膨胀的欲望结合的“核聚变”。其结果，在西方就是形成垄断资产阶级集团；在中国，一下子还出不了垄断资产阶级，就在执掌权力者中不断滋生腐败的“苍蝇”和“老虎”。

　　制约支配资本的权力，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这个问题，都一再被尖锐地提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