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掀开了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篇章。十八大以来，刑事司法领域纠正了如张高平叔侄案、呼格吉勒图案等一批典型的冤假错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在不断地以行动践行。作为律师特别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在看到一起又一起的错案得到纠正时，感到由衷的喜悦，媒体、网络报道的各地司法改革方案和举措，让人感到司法改革和进步的真切和希望。

　　高兴和喜悦的同时，难免又有些遗憾，在公检法各自推进规范司法行为、推进司法公正的过程中，鲜有看到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一员的身影。这不免让人想到的是，在一起又一起被纠正的错案中，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为何没有被采纳，甚至被视而不见。实际上，这能反映出刑事司法改革中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即辩护律师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首先，在理念上，刑事司法改革应当突出律师的不可或缺性，认同刑事辩护律师的作用。我们长期存在一种错误的观点，即相信只要通过司法机关自身的改革，就能够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不需要依赖于律师。基于这种理念，我国律师被置于司法改革舞台的边缘，甚至都不在舞台上。以往的实践告诉我们，虽然律师执业环境并不很理想，但冤假错案，大多都没有认真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历史教训多次证明：没有刑辩律师高度参与的刑事司法实践，是难以取得实效的。实践中，由于存在体制内外的差异性，公检法人员往往简单地认为，律师就是“赚钱”的，甚至认为律师是“商人”，我们是拿工资代表国家的，这无疑会在情感上排除对律师的职业认同。因此，刑事司法改革首先要解决一个理念问题，就是我们有相同的理念和共同的目标，不能说律师是“一伙”的，警察检察官法官是“另一伙”的。大家要做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其次，制度设计上充分体现辩护律师的主体地位，保障律师的合法权益。理念上的改变往往需要制度上的保障，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司法机关之外力量的介入和监督，司法不公的僵局很难从根本上打破。如果不将律师作为司法改革的一种重要力量，使其在司法改革中与公检法享有同等的地位，并据此设计律师的诉讼权利，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充分听取辩护律师意见，难免还会出现下一个“张高平”、“呼格吉勒图”。

　　应当说，新《刑事诉讼法》生效以来，刑事辩护中所存在的传统“三难”（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我们看到，在新刑诉法下，又出现了所谓“新三难”（申请调取证据难、法庭上质证难、律师正确意见得到采纳难）。不管是“老三难”还是“新三难”，其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律师权利没有有效的制度保障问题、司法权力机关对律师职业权利不重视问题。而我们看到的“新三难”，实际上更多的是辩方和审判方的关系问题，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常说的“你辩你的，我判我的”。比如，当刑事判决书不采纳辩护意见时，要么干脆回避不予回应，要么是简单的一句话“没有依据，不予采纳”，至于为什么不回应，为什么不采纳，不能摆事实，讲道理。这样的判决书，实际上更加剧了刑事司法对辩护的排斥感。因此，当前的司法改革，至少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律师辩护权，让辩护律师真正成为刑事司法的主体之一。

　　第三，刑事司法改革中，还需要围绕刑事辩护构建一套系统完善的法律制度。

　　比如，在侦查阶段，现在规定侦查终结前，侦查机关要听取辩护律师意见，但这样的规定，一方面实践中没有能够真正执行，另一方面，这样的规定让律师也很尴尬。因为我国的刑事侦查仍然是封闭式的，律师只能会见当事人，不能把握全案，更看不到证据，所以也无法针对案件提出实质意见，最终往往流于形式，说一些无关痛痒的套话。而且，这样的制度设计本身也存在问题，如果侦查人员确实存在违法办案的情形，你让律师直接向侦查人员反映，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情。

　　又如，在审查起诉阶段，刑诉法明确规定，要听取律师的意见。实践中，检察人员、公诉人也愿意听取律师意见，但有的辩护律师不愿提意见，其最大的顾虑是补充侦查制度。如果律师提出意见，侦查、检察机关据此补充侦查完整了，律师就将陷入被动，反而不如不提。

　　刑事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显然是对公权力的约束和对人权的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吹响了依法治国的号角，对于司法改革，我们充满希望和期待，我们同样任重而道远！（作者系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刑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