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以来，历经36年的酝酿与铺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标注了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的新高度。 《决定》作出了“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的重大判断，并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所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 《决定》提出，“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必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而昭示了“公正”这一依法治国的重要主题。

　　公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主题

　　公平是一种比较程度，但却不好估量；正义是一种终极价值，却也是“普罗透斯的脸”。虽然人心有杆秤，但公正仍是一个不易界定的复杂概念。在古希腊，公正意指“置于直线上的东西，往后就引申来表示真实的、公平的和正义的东西”，它是从亚里士多德到罗尔斯以来整个西方法政思想的重要主题。它既强调社会制度和结构层面的公平，也注重真善美等价值和尊严层面的正义，并且被区分为伦理意义上的公正、政治意义上的公正以及法律意义上的公正，各有侧重。

　　没有公正就没有法治，公正必须具体化为一套相应的制度。我国很早就认识到公正内在于法制和治理机制之中。 《说文解字》以“平之如水”释“法”，强调其公平、公正之意。《荀子·不苟》曰：“公生明，偏生暗。 ”公正是法的内在价值，强调无偏私和正直，已为古今中外法律思想与实践所肯认。

　　与中国传统法治的优秀思想一脉相承，十八届四中全会也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浓墨重彩、反复致意，“公正”成为《决定》的高频词，全文出现21次，“公平正义”连用也出现3次，并提出了“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的重要论断。

　　将公正贯彻到依法治国各个方面

　　知其“当如是”固然重要，而如何使其“必如是”则更为重要。十八届四中全会着眼于依法治国与公平正义的有机统一，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方面，对以法治促进公正作出了全方位部署。

　　第一，良法善治是公平正义的重要前提。以法治促进公正的前提是法律与规则的公正，这就要求将科学和民主的精神贯穿于立法的全过程，实现立法程序公正与立法结果公正的有机统一。

　　在程序上贯彻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坚持立法为民，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立法过程应充分向社会开放，实现程序透明、民主，拓宽渠道吸纳公众参与，重要条款可单独表决，使每一项立法都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完善立法体制，健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体制机制，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充实专业立法人才，尤其注重明确立法权力边界，必要时引入第三方评估制度，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坚持立改废释并举，重视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同时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加强体现公民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立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腐败与利益“勾兑”，保障公民各项权利；建设法治经济，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权与经营权；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第二，依法行政是公平正义的关键场域。当前，我国依然面临严峻的发展任务，而且人口众多、疆域广博、国情复杂，这就决定了各级政府同时担负着改革、发展、稳定与改善民生、保障公民权利的重任。一方面必须赋予政府充分的权力，而另一方面权力永远易于被滥用；一方面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要求政府必须介入市场，而另一方面政府干预市场过多又有可能侵犯公民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因此发展关键期也往往是矛盾高发期。我们在取得发展成就的同时，也的确出现了某些贪污腐败、官商勾结、权力滥用、公民和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被侵犯的情况，这些现象不仅有损于党和政府形象，也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

　　在日常生活中与民众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政府能否严格守法、依法行政，往往老百姓感受最为鲜明和深刻，因此法治政府对依法治国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依法行政是当前我国实现社会公正的关键场域。对此，《决定》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职能科学和权责法定要求必须按照发展、稳定与保障公民权利的要求，科学配置政府职能，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执法严明要求依法惩处各类违法行为，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同时必须公正文明执法，严惩执法腐败、滥权、粗暴甚至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行为；公开公正要求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推进政务公开，建设高效廉洁、公开透明的政府，只有让权力“晒太阳”，才能真正让其进“笼子”；守法诚信要求加大政府和官员的行政伦理建设，加强官德，对公职人员的失职、失信、失言，推诿扯皮、撒谎造谣，都必须依法依纪严惩，最后还要强调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第三，完善司法是公平正义的重要防线。司法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的破坏作用。在现代西方国家，司法往往被认为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接近司法就被认为是接近正义。 《决定》对司法公正给予高度关注，提出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个案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当前，我国司法中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司法行政化、司法地方化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司法腐败。为了解决司法受到不当干预的问题，《决定》进一步强调要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的保护机制；为了确保公正司法，《决定》强调要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公检审司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工作体制机制；推进严格司法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明确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实行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推进阳光司法，保障各方诉讼权利，破除各种潜规则，对司法腐败零容忍。

　　通过依法治国建立公正社会环境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对公正的要求会更高。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把解决公平正义问题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政法工作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践中，无论是以反“四风”和坚持八项规定对党员干部提出更高要求，建设风清气正的服务型政府，以人民期待为目标，打虎拍蝇，厉行反腐，实现执政党的自净和政府的纯洁，还是真正理顺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在自贸区建设等问题上坚持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抑或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直面问题的态度，在十八大之后纠正23起冤假错案，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公正的真诚态度和坚定决心。

　　先贤包拯曾言，“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真正起作用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人民的内心里。依法治国和推进社会公正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和社会公正，都要靠人民的自觉维护。因此，以法治维护公平正义，全民守法是基础，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而应带头尊重法律、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作者系《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