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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的重要论述,使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更加完整,日臻成熟。其中,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艰巨而繁重的战略任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包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构建一整套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现代制度体系,要求具备国家有序和谐发展的现代治理能力。同时,全面依法治国也要求以现代国家治理的体系和能力作支撑。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准确把握以下四个着力点。
转变治理权威的传统理念
理念是行为的先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重视理念转变。治理行为的实施是一种权威力量的实现,没有权威,治理必然是无效的。国家治理无疑体现国家权威,在传统理念中,国家权威等同于权力,手里有权就意味着掌握治权。在这样的认知下,传统国家治理的整个制度体系以权力为轴心,“官本位”就成为必然的治理逻辑。然而,权威最基本的涵义是公众认同,公共权力因现代政治制度下委托-赋权的授受关系而具有相应的权威性,如将治理权威仅仅局限于权力的认知,已完全不符合现代国家的运作特性。现代国家治理覆盖各层次、各领域、各人群,治理内容和形式、治理要求和任务、治理方法和路径差别很大,权威认同不可能相同。国家权威以体现社会公正公平为原则,在许多场合下,公众舆论、道德规范、社会组织和自治团体、技术专家发挥治理行为的作用,也体现国家意义上的权威。改变“权力轴心”治理权威理念,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前提。
完善多元统合的治理主体
以权力为轴心的国家治理在模式上的体现就是政府单元主体,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职能无所不包,社会方方面面的事务都纳入政府治理范围和对象。传统国家治理模式下,除了政府之外,所有人、财、物都是被治理的客体,“全能型”政府挤压了社会自身在国家治理中的力量,单元治理主体使复杂的社会出现诸多治理软肋和盲点。国家运作中的“政府失灵”正是治理主体单元的必然现象,无论是权力的越位还是权力的缺位,暴露的都是治理主体的单元缺陷。随着权利意识、民主思想、法治观念、人本诉求的现代生长,打破单元主体的实践成为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必然要求,除了政府外,国家治理主体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调动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激活各种治理主体的机制功能,统合多元主体的治理作用。
实现上下互动的治理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寻求国家治理关系的秩序合理化。传统国家治理关系呈自上而下的垂直统制,纵线到底,中央与地方、顶层与底层、上级与下级缺少沟通机制。自上而下的垂直统制具有治理高度集中和全局统一的优点,但也有束缚地方、底层和下级治理创新的缺陷。党中央历来主张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强调国家建设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治国理政要走群众路线,这些思想落实到国家治理中,应该以扁平化机制形成治理关系的秩序合理化。扁平化的组织构造突出横向的交错关系,但并非排斥垂直管制。国家治理不能动摇上下统一的垂直统制,有令必行,行动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国家治理有序运行的前提。但又必须从实际出发,尊重地方、底层和下级根据本地区和本单位治理面对的现实进行大胆探索,给基层治理腾出创新的空间。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在国家治理的良好秩序下顺利推进。现代国家治理关系的合理秩序是一种上下良性互动,上对下指令有效力,下对上回应有规矩;贯彻不打折扣,创新不偏方向。上谋下略,就是说上级治理方略要统筹下级执行实际;下补上智,就是说下级经验提供上级治理智慧。因此,现代国家治理以上下互动关系为合理化的秩序。
丰富协同并举的治理渠道
渠成水流,道畅才会路通。国家治理有效性离不开路径开辟。传统国家治理路径匮乏,政府单元主体、权力单向轴心以及垂直单线统制,决定了可供选择的国家治理渠道十分狭窄。一旦渠道堵塞,没有其他路径可以补救,每当渠道失效,国家治理就陷入乱局。国家治理的现代环节由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构成,这四个环节的核心精神是民主。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的标志。国家治理现代化要转变传统观念,民主思想贯彻到国家治理中,绝不是决定由什么人来治什么人的事情,而是决定治什么来理顺什么事情的问题。现代国家治理在选举、管理、决策、监督的运作中,各种机制搭建参与治理的平台,通过哪些渠道进入治理的民主轨道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改革开放新时期,党中央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强制与协商辩证统一,强制表现刚性的效力,协商表现软性的助力。民主不排斥强制,但国家治理更多的是协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这样做起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础,也才能凝聚起强大力量”。商量就是国家治理渠道,广泛商量要求丰富渠道,国家治理渠道的协同并举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