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这深刻揭示出了“四个全面”提出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

　　从“四个全面”提出和形成的历史过程看，“四个全面”立足治国理政全局，统领中国发展总纲，抓住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要领域和主攻目标。我们相信，“四个全面”来自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一定会发挥科学理论对人们的引领作用，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当前，全党正在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那么，“四个全面”是如何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这深刻揭示出了“四个全面”提出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

　　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全面”的多次重要讲话，查阅党的文献资料，我们研究“四个全面”提出和形成的历史过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党的十八大精神是“四个全面”的总源头。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形成过程，首先要从“小康”的概念说起。“小康”概念是1979年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和使用的。他用这一概念来表述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目标水准。“小康社会”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概念，十七大使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概念，但真正赋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丰富内涵，并对这一工作作出全面战略部署的是党的十八大。十八大将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表述做了重大调整和完善。

　　一是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法改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改变，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却发生了深刻变化。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到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讲的是，到2020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而十八大报告阐述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强调的是，我们已经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倒计时。因为改革开放后每一届全国党代会的届期是五年，十八大的届期是2012年至2017年。这五年是我国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完成时期和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开始时期（“十三五”规划实施的时间应是2016年到2020年）。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内容。当时在十六大上最早提出的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而2012年召开十八大时，已经翻了一番，尔后的提法就是比2010年翻一番。这个指标与十七大相比，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又恢复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提法。但发展目标中增加了比较硬的一项指标，就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也要比2010年翻一番。这个指标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党的十九大的届期应是2017年到2022年，这个时间超越了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完成的时间（2020年），所以在党的十八大上将“建设”改成了“建成”，就是一个深谋远虑的考虑，也是一个统筹了各方面因素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二是在阐述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目标时，十八大与以前党代会报告表述不同的是，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目标放在一起并列提出，这在以往是没有过的。这样做和这样的设计表明，我们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将改革开放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动力保障。另一方面表明，报告不仅是对发展目标作出了规划，同时也对改革开放要达到的目标作出了规划。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内容，十七大报告从十六大报告的四个方面，增加到五个方面，增加了社会建设的内容。而十八大报告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容仍然延续十七大报告的做法，分列了五个方面：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这五个方面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分别来论述的。这五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与十七大报告相比，各项指标和要求都更高了、更全面了。

　　用我们今天所定位的对这一概念和范畴的规定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新形势下党治国理政战略布局中的战略目标和“四个全面”中的第一个“全面”，是党的十八大所确定的，它直接源自党的十八大。

　　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十八大在确定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目标时，同时将改革的目标与发展的目标一起并列提出。十八大报告的提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在阐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后，报告继而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其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二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三是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基本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展环境。四是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网络，建立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体制机制。五是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召开的历次三中全会的主题都是研究讨论深化改革问题。有的涉及的是全局性改革，有的涉及的是局部性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主题与十八大报告中的提法有一点不同，即少了“开放”二字。按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思想和观点来讲，“开放也是改革”。所以，为突出全面深化改革这个主题，将改革开放简化为改革，更为简明扼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5+1+1”的七个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是与覆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五位一体”的建设相对应的，即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和国防与军队改革。具体内容涉及15个领域、330多个项目。确定的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如果我们将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的战略部署与党的十八大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确定的目标相比较，就会发现后者仅仅是一个总的、大体的设想，只是提出了一个大体的任务目标。而前者则是在广泛听取全党全国人民意见，广泛集中民智、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作出的全面的战略部署，其涉及的领域之广，采取的措施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敢于涉险滩、敢于啃硬骨头、敢于过深水区的要求。但是，从改革任务、所要达到的目标、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以及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配套的“五位一体”来看，“全面深化改革”也是直接来源于、来自于党的十八大的。

　　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法治。从1978年12月邓小平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到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到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我们可以发现党对法治认识的高度重视和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概念，不仅如此，报告的第五部分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专门列了一个目来阐述这个问题，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了要求，作出了部署。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定为主题，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部署是对依法治国的全面部署、系统部署，而且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建立一整套基本定型的制度体系，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谋，为中华民族子孙万代计。

　　从党的十八大我们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这项工作提出要求，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其确定为中央全会的主题，专题研究，整体部署，形成了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完整工作思路、方针和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和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形成了“破”和“立”的辩证统一关系。由此可见，“全面依法治国”也直接来源于、来自于党的十八大。

　　从“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到“全面从严治党”

　　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我们找不到“全面从严治党”的直接来源和出处，这能不能说“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十八大精神没有关系呢？回答是否定的。在十八大报告中“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个部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的灵魂、精神和意蕴的存在。

　　十八大报告中就此强调了两个“全面”：一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二是“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十八大报告在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中讲到了我们党自十五大以来一直强调的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在这一部分中讲了党的建设的八个方面的工作，即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严明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十八大在党的建设这个问题上确定了“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十八大结束后不久，党中央就对这一活动的开展作了全面部署，紧接着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分期分批开展了教育实践活动。在这次活动结束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活动进行了全面总结，并对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要求，即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虽然这个时候我们党还没有明确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命题、概念、范畴进行提炼和概括，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指导思想、路径、要求、措施已经被基本阐发出来了，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思想和方略。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明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并且第一次将“四个全面”有机结合到一起，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

　　综上可见，“全面从严治党”虽然不是直接来源于、来自于党的十八大，但是，它也与十八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间接来源于、来自于党的十八大。

　　从“四个全面”提出和形成的历史过程看，“四个全面”立足治国理政全局，统领中国发展总纲，抓住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要领域和主攻目标。我们相信，“四个全面”来自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一定会发挥科学理论对人们的引领作用，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