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四个全面”的实践要求

　　“四个全面”作为一种战略布局，要改变中国现实、引领中国发展，关键在于实施、在于实践。“四个全面”的实践要求，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协同推进。“四个全面”贵在全面，非“全面”不足以成事，非“全面”也不可能成事，一个“全面”无法落实，“四个全面”就会落空。为此，需要加强宏观谋划、顶层设计，从“四个全面”的内在结构、有机联系出发制定实践方略，形成“四个全面”的互动机制、照应机制，避免各行其是。实践“四个全面”，既要求总体上的协同，也需要每一个“全面”内部的协同，每一个“全面”内部均衡推进、协调发展，才能达至“四个全面”协同的理想状态。

　　创新推进。实践“四个全面”不会一帆风顺，将面临诸多困难和障碍，化解困难、消除障碍的关键在于创新。如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全面深化改革面对的都是难题、“硬骨头”，必须更新改革观念、创新改革推进方式，才能创新体制机制，破解改革难题，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创新的过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深刻革命，需要创新立法体制、执法体制、司法体制、监督体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也是创新的过程。要解决当前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唯有创新从严治党的理念方法，改革从严治党的机制。实现“四个全面”的整体协同，是一项全新的课题、全新的实践，通过何种机制实现协同，通过何种制度保障协同，更需要创新和探索。

　　汇聚民智与民力。“四个全面”就其旨趣而言，都指向人民幸福，与人民幸福密切相关。比如，全面小康社会有多方面的指标和要求，但各项指标和要求均着眼于增进人民幸福，为人民幸福奠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基础；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依法治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律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全面从严治党的出发点在于通过改变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通过组织、制度保障，杜绝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发生，使人民利益落到实处。“四个全面”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服务人民，“四个全面”的实践也应当依赖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四个全面”的实践，是党和政府的事业，更是全体人民的事业。

　　4 .“四个全面”的当代价值

　　“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时代、新的发展阶段提出的战略构想，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治国理政的新布局。“四个全面”的出发点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思路非常清晰。同时，“四个全面”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坐标、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治理方式、全面从严治党的治国保障，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更加完整，内在逻辑更加严密。“四个全面”对原有治国理政的理念、思路既有延续和继承的一面，也有创新和超越的一面。

　　政党形象的新展现。“四个全面”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视野更加开阔，执政理念更为科学，执政方式更为理性，向国人、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成熟政党的定力、追求与智慧。特别是全面从严治党，反映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管党治党的忧患意识、主业意识、责任意识，彰显了管党治党的决心、勇气和谋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施，提升了党的威望和声誉，使党重新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四个全面”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比如，“四个全面”深化了对共产党依法执政规律、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深化了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规律的认识，深化了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协同规律的认识。同时，在不少西方学者、政要、媒体看来，西方的道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道路，高估西方道路的世界意义和适应性。“四个全面”将以新的布局、新的经验拓展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丰富人类文明发展智慧。

　　融入国际社会的新机遇。中国快速崛起之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赢得普遍赞誉的同时，也引起了部分人的疑虑和误解，妖魔化中国之声未曾间断。“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使国家发展的目标与取向、国家治理的理念与方式、政党建设的方式与途径，更接近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既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应世界潮流。正因为如此，“四个全面”提出后，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如美联社报道称，“四个全面”的提出为中国改革设定了清晰的方向，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四个全面”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利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更大程度上为国际社会认可和接受，从而消弭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更好地发挥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专家简介

　　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兼任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7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3项，出版专著5部，合著多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40余篇文章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6项成果获教育部、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二等奖。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培养计划，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等称号，受聘广东省高等学校“珠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