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以来，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解读这一新的时代命题，成果颇丰，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深思的现象。有些学者大量运用西方社会治理理论和话语来解读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并认为中国缺乏社会治理实践，没有自己的社会治理思想资源，甚至提出中国搞社会治理必须引入西方社会治理模式。这种认识无视历史，缺乏现实观照，步入了误区。

　　这种认识误区的出现，与学界对我们党的社会治理思想史研究不足有很大关系。虽然“社会治理”这一表述近年来才在党的文件中出现，但回顾历史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改造社会、创新社会、为人民谋福利作为奋斗目标，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华北解放区都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建设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社会建设和治理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际上是我们党社会治理思想发展逻辑的自然延展。不能割裂历史而仅依据概念表述就错误地认为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才有社会发展层面的思考，也不能据此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才有社会治理的目标和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长期社会建设和治理实践中形成了清晰的社会治理思想发展脉络。在不同时期，虽然有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等不同提法，而且这些具体提法也被赋予特定内涵，但我们党的社会治理思想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思想，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实践要求，我国社会建设和治理经历了由保障生存权到落实发展权、再到“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的过程。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党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具有以下特点：贯穿着“除旧立新”的社会治理理念，致力于废除旧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制度。社会治理着力于保障民众的生存权，具体制度设计包括社会救济、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以及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家—单位（集体）保障制度等。社会治理方式基本上采取由国家或集体包揽的行政方式。

　　改革开放虽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起点，但从一开始其范围所及就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一场总体性的社会变革。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我们党的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主题、治理方式与时俱进：提倡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推进政社分开，把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在满足民众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社会治理在落实民众发展权方面积极作为，注重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社会治理经历了从“办社会”到“管社会”模式的转变，治理方式转变为注重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

　　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面对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多元利益群体形成的现实，我们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为目标，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居民自治、化解社会矛盾、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作用。

　　无论社会建设、社会管理还是社会治理，归根到底都是做人的工作，因此不能忽视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社会结构等具体国情。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照搬别国社会治理模式没有成功案例，社会治理必须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资源和文化传统。我国发展实践也表明，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在任何时候都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基点。所以，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时代的制高点，系统总结我们党社会治理思想和实践及其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思考今天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和社会治理能力提高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借鉴西方有益经验是必要的，但必须考虑国情和制度差异，绝不能盲目照搬。（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