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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三严三实”的时候明确指出,“三严三实”是领导干部的做人准则。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高度来把握“三严三实”的内涵,聚焦领导干部如何做人,对于贯彻落实“三严三实”的基本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能动摇做人的根基:把握共产党对领导干部做人的特殊规定
任何人学学说都要回答如何做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人学亦不例外。但与历史上的其他人学思想不同,马克思主义人学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是指导共产党人行动的思想指南,因此,它对于做人既有普遍性的要求,又有特殊性的要求。所谓普遍性的要求,就是人性共同性的要求,譬如,向上、向善,奋斗,进取,感恩,节俭等等;人不同于动物,人具有人的立场,像孟子所提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是人之为人的底线伦理,失去这些底线,它就是“非人”了。所谓特殊性的要求,就是共产党人党性的要求。人性是党性的基础,党性是人性的升华。对于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做人就是要做一个按照党的性质和宗旨要求的人,具体来说,就是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为民、务实、清廉的人。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对共产党员做什么样的人做了经典的概括,这就是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做这样的人,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公与私、主与仆、义与利、目的与工具等的关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像焦裕禄所说的:“我们不是老百姓的父母,而是老百姓的儿子,我们要做听人民话的孝子。”做人民的孝子,就是自觉做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为人民利益夙兴夜寐,鞠躬尽瘁。
现在一些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的主要原因是“定位”的错误,没有弄清楚“我是谁”。不知道“为了谁”和“依靠谁”。在他们心里,只有个人这个“小我”,没有党和人民这个“大我”,私欲膨胀,胆大妄为,不讲规矩,毫无敬畏之心,缺乏做人的起码底线,口无遮拦,随心所欲,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干。实际上这是没有“定力”的表现。所谓“定力”,其前提是“定位”,定位错乱,自我迷失,就有可能犯颠覆性的错误。定位错乱,就会失去做人的根基,心中“无主”,难免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就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随风摇晃,倒来倒去;就像水上浮萍,不能自主,飘来飘去。一些领导干部心慌意乱,晕头转向,根本原因是根基不牢,底蕴不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精神“缺钙”,必然得“软骨病”,定力不够,自然难抵诱惑,导致最终走向政治变质、经济贪婪、道德堕落、生活腐化的不归路。不难看出,不动摇做人的根基始终是各级领导干部站稳政治立场、抵御各种诱惑的决定性因素。
不能任由欲望泛滥:修身律己是领导干部做人必须的功课
马克思主义人学认为,做人要符合人性。人性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不能孤立地、片面地强调人性的某一个层面而忽视另一个层面。譬如,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人的自然属性,但又不把人性归结为自然属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个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德国哲学家尼采也说过:人是红脸颊的野兽。这说明,人具有兽性的一面。但人的自然性并不是人性的全部。一个哲学家用形象的语言概括了人性的两面性:即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这里所说的野兽,是说人有自然性、本能性、原始性、动物性的一面;这里说的天使,是说人有神性、精神性、社会性、理性、灵性等的一面。这两个方面可以简称为灵与肉。灵与肉是经常矛盾的、冲突的、痛苦的。正是人性内部的斗争,使人性呈现出特有的复杂性。中国古人也认识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道理。这里所说的“人心”,指的是人的欲望支配着的那颗心,它很危险,具有恶性。这里所讲的“道心”就是道德之心,理性之心,精微高妙,具有善性。人心与道心同时存在,此消彼长,相互斗争。如果任由“人心”泛滥,那就会丧失做人的本质,正如印度伟大的诗人泰戈尔所说:“人若是兽,比兽更坏。”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增加人性,减少兽性的过程。儒家讲修身,宗教讲修炼。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要“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是借用了佛教用语,意思是只有经过严格的修身、律己,才能拒腐蚀,抗诱惑。
为什么要用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这是因为,不严格要求自己,人就可能“任性”。任性就是顺从人的本能、欲望。而欲望则可能将人引向毁灭的地狱。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个道理:“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似水,不遏则滔天。”人们需要的不多,但想要的太多!贪污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官员真的需要那么多钱吗?一个人不能同时穿两双鞋、睡两张床。一顿饭花费10万元,满足的是人的欲望,而不是人的胃的实际需要。辛弃疾在《登高楼》的一首词里提出:“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告诫人们不能太贪婪。前些年有一首歌很红,叫做“跟着感觉走”,其实,跟着感觉走,不一定能走上正道。理性可能使人不舒服,不像放纵那样一时间过瘾,但正是这种不舒服,才使它最为宝贵。理性能够让激情与梦想、任性与欲望奔腾在安全的河道里。现在有一些领导干部,心为物役,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心里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任何底线。修身、律己完全被抛在了脑后。
古人讲得非常好: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好比水冲沙。人往好的地方努力非常难,往坏的地方滑行却非常容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做人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语》中这么一句话:“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意思是学好难如登山,学坏易似山崩。向上向善如不精进,邪恶就会侵染心田。战胜人性的弱点,需要从严要求自己。
不能无视做人“职业”的特殊性:领导干部修身律己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马克思主义人学认为,人的生命是在时间中的存在。这个存在是一个从生到死的过程。过程不结束,做人就不停止。从这种意义上说,做人是一辈子的“职业”,这个职业不同于我们日常从事的“职业”的特点是,不能请假,不能让别人代替,不能今天做,明天不做。人是未完成的。只要人活着,做人就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修身、律己不能一蹴而就。这是因为,人是不断变化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不能停止,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也不能停止。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的思想,就是强调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共产党人都不能放松思想的改造,不能放松修身律己。实践证明,对自己严格要求和放松要求结果是不一样的。严格要求一时容易,严格要求一辈子就比较难。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要做到一辈子做好事,一辈子从严要求自己,就要做到慎独和慎微。
所谓慎独,就是在独处的时候能够反躬自省,谨慎言行,不做有违道德的事情。古人为什么强调“独”呢?就是因为,“独”容易产生不良念头、容易放松自己,做出不道德的事情,“独”容易被当事者产生“他人不知”、不会暴露的侥幸心理。慎独就是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弃非分之想,强化自我监督,加强自我约束。
所谓慎微,就是应在细微之处能够保持警惕、警觉、警醒。心不动于微利之诱,在看似小事、小节上严格要求自己。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小节上把持不住,就会“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古人说:“道自微而生,祸自微而成,”“不虑而微,始成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大与小是转换的。很多贪官都是从谋小私、贪小利开始,变成谋大私、贪大利,最终成为贪污腐败分子。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讲话指出:“从严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我们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讲认真就是要严字当头,做事不能应付,做人不能对付,而是要把认真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作风建设如此,党的建设如此,党和国家一切工作都如此。”不能说那些被查处的干部一开始就是贪污腐败分子,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大部分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废寝忘食,曾经作出了突出的成就,问题就出在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面对各种诱惑,他们放松了警惕,没有经受住考验,在权大位重、功成名就之时,却使人生的航船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所谓“59岁现象”,就是最好的说明。
习近平指出,做人如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做人像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滞。从这种意义上说,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要求。
1949年3月23日清晨,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西柏坡就进京赶考进行了一段精彩的对话,中心思想是考试合格,不做李自成。时隔66年,人民对共产党的考试仍在进行。要答好这张考卷,首先要做好“做人”这张考卷。从某种意义上,这两张考卷相互关联,而“做人”的考卷是基础。如果每一个共产党人都答好了“做人”这张考卷,都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答好长期执政的考卷。(作者系郑州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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