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滋养

    陈云同志重视学哲学，从来不是把它当成书斋中那种脱离实际的空谈，而是出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力求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作为引导行动的指针。

    他多次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学习理论，“首先要学习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的问题：“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我们党的身上，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不能搞坏，搞坏了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得失。”

    陈云同志谈学哲学重要性谈得最多的有两个时期，一个是延安时期特别是延安整风中，另一个是改革开放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面对重大历史性变化的时期。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并且在变化中跨出重大的新步子，首先需要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处在这种时期，更需要把学哲学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

    延安整风的基本问题是整顿三风，其中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也就是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来总结党以往犯“左”倾错误的根源。陈云同志几年后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报告中讲道：“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后来，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东西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的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他后来和邓小平同志说过这段经历，邓小平同志十分赞同，说：“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

    陈云同志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组织部内组织了一个包括副部长李富春在内的6个人的学习小组学习哲学。这个学习小组每星期一上午开会，雷打不动，一直坚持下来。小组成员中陈云同志的工作是最忙的，但他从来没有欠读一章一段。以后他多次说：在延安那一段学习，得益很大。他的夫人于若木说：他读起书来，如饥似渴，有时甚至到了拼命的程度。毛泽东同志也称赞道：“陈云同志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

    改革开放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大量出现的陌生问题，更要求主观认识能符合迅速变化的客观实际，这是很不容易的。陈云同志和许多老同志又正要退下来，对缺乏足够经验的年轻领导干部抱着很殷切的期望。于是，他再次着重强调学哲学的极端重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统一全党的思想。陈云同志向邓小平同志“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两天后，邓小平同志向《决议》起草组谈了陈云同志的意见，并且说：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陈云同志也对起草组负责人说：“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

    1987年，陈云同志已准备从第一线退下来。这是新老交替的时刻。陈云同志对新的中央负责人叮嘱什么呢？他说：“过不了多少年，党和国家的全部领导重担都要落在你们一代身上。”“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这是一位年过80的卓越的老一辈领导人总结毕生经验，对后来者的期待和嘱咐。其中，他突出学习哲学、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称之为“最要紧的”，这确实很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