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民主的“价值模式”与“实践模式”原理，来认识西式民主的局限性、迷惑性

    把民主模式区分为价值模式和实践模式，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自由主义民主与竞争性选举之间的关系，是价值模式与实践模式的关系，而且是以实践模式落实价值模式的关系。这样，熊彼特当初对“人民主权”的改造，把人民主权置于第二位而竞争性选举放在第一位，事实上就是以实践模式替代了价值模式，或者说实践模式成为第一位而价值模式成为第二位的民主，这无疑是对民主的极大嘲弄。在熊彼特这样的实用主义经济学家那里，价值上说不清的，干脆就拿说得清的去说事，拿说得清的层面去重新定义民主，从而就有了“熊彼特式民主”或者说“选举式民主”，把民主等同于选举，有了选举就是民主政治。从此之后，罗伯特。达尔和萨托利都是围绕竞争性选举去论证自由主义民主的。在达尔关于自由民主政体的七要素中，有四点都是围绕选举说事的。

    在西方学者那里，除了把价值模式的人民主权改造或者置换为实践模式的竞争性选举，另一个常见的置换就是把资本主义民主置换成自由主义民主。近代民主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事，因此讲民主的性质首先是资本主义民主，即以“资本”为“主义”的民主，资本主义是民主之锚。这是政治真相。但是真相难以让人接受，尤其是不能让大众接受，而能让大众喜闻乐见的肯定是自由，人们讨厌资本主义，谁人不喜欢自由呢？然而，自由主义中的自由固然包括一般人都要求的人身权、言论权和结社权，但最核心的还是洛克式的财产权。这样，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性质是一样，都是财产权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是资本主义民主的真相。而在理论上，财产权即资本权力在自由主义民主那里被“悬置”了，只有大家都喜欢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和竞争性选举。在语言哲学上，将资本主义民主置换为自由主义民主，绝对是西方最伟大的理论成就。西方打赢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冷战，主要功劳不是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优势，而是话语权优势——话语就是一种权力关系。

    作为价值模式的自由主义民主之所以流行起来并为大众接受，原因就在于自由主义是一种开启西方近代历史的“元主义”，从文艺复兴算起，至少有500年以上的历史。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保护财产权，这又是西方的法治传统，即法治主要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无论是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以至于后来的拜占庭帝国，在最高统治者那里，保护私有财产权都是天经地义的。在西方历史上，法治传统至少有3000年历史。而民主，即以普选权为标志的大众民主，不过是近100年的事。法治3000年，自由500年，民主100年，这就是自由主义民主的历史脉络。

    而实现自由主义民主的竞争性选举的实践模式，也一直是西方历史的一部分，从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开始，就有发达的教会代表选举程序，选举出来的教士代表去选举教皇。神权政治直接影响了世俗政治，十三世纪开始西方就有了议会政治的雏形。有意思的是，那时的选举政治叫神权政治、君主制或贵族制，这与亚里士多德关于选举是贵族制的思想一脉相承。但是，在冷战时期，一般民众有了选举权之后便被论述为民主制——何况当时美国黑人的政治权利还没有基本保障。这再一次证明了那条语言哲学原理，即语言是一种权力关系。

    无论如何，以竞争性选举而实现自由主义民主，即以实践模式去实现价值模式，由于二者都根植于西方悠久的历史文明之中，因此至少到现在，它们尚可匹配——虽然已经问题重重。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竞争性选举这种实践模式是基于过去的文明基因，而当基因结构开始变异，即人口成分并不再是过去单一的盎格鲁-撒克森人时，竞争性选举（即党争民主）的命运又将如何呢？美国和法国不断流血的族群政治已经是可以观察得到的信号。

    如果说西方国家的问题主要是未来性的，那么广大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现实中的困境。首先，其文化基因中既无法治也没有个人权利基础上的自由，但信奉的却是自由主义民主，成了“无法治的非自由的民主”，结果便是普遍性的“无效的民主”或者“失败的民主”导致的政治衰败。其次，很多国家，比如大中东地区信奉的是伊斯兰主义民主，但实践的是竞争性选举，实践模式与价值模式严重对立，政治冲突势在必然，不冲突倒是例外。

    重新认识中国民主的价值模式与实践模式：“民本主义民主”与“治理民主”

    将民主模式区分为价值模式与实践模式，有助于理解民主在各个国家的不同境遇。理解了民主的模式才能建设好民主。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序的民主政治到底该怎么搞？理论需要正本清源，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必然会付出代价，那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世界政治乱象。因此，我们必须寻求基于自己历史文明基因的价值模式与实践模式。中国民主建设需要借鉴国外民主政治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就本文的语境而言，成败都与是否与本国文明基因相适应、匹配有关，因此，我们必须分别找出适应、匹配价值模式与实践模式的文明基因。

    资本主义民主能置换为自由主义民主，与之相对应的便是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民主。因为冷战，“社会主义国家”或者“社会主义民主”已经被妖魔化为极权主义或者意识形态化为威权主义。因此为了便于与世界政治对话，便于别国理解中国的民主政治，我们需要更换社会主义民主的表述方式，或者说社会主义民主需要更加艺术化的或者中国化的表述，形成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迫切需要。

    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新表述，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这个词必须能表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正如自由主义能代表或者能表达资本主义的本质要求一样；第二，这个词必须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必须有强大的文明基因的连续性；第三，与“民主”有内在的联系性，民主不但有程序民主即林肯说的“民治”，更有本质上的关怀即林肯说的“民有”与“民享”。这个概念非“民本主义”莫属。

    过去常讲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民本思想是一种封建主义统治思想，这是片面的。新的研究表明，“民惟邦本”讲的是一种先民基于血亲关系而组成的亲族邑制共同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以亲族为秩序的国家形式。即使民本主义是一种封建主义统治思想，也并不因为与民主的人民自主性有张力而不能组合在一起，要知道自由（财产权）与民主（平等权）之间的张力更大，是一种紧张性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具体来说：

    第一，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主义”的，其实也就是以民为中心的，与民本主义的“以民为本”具有一致性。

    第二，民本思想是中华文明基因的核心。中国之所以是中国，中国文明历经五千年而不散并能重现民族复兴，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持久的、延绵不绝的民本思想，这是中华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的一个重要区别。看看芬纳的三卷本《统治史》，便能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习近平同志要求“讲清楚”：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我认为，这些讲话包含了文明基因论的重要思想，即社会主义与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民本主义的一脉相承性。

    第三，当民主思想输入中国之后，从革命家孙中山到毛泽东，再从思想界到普通民众，实际上都是在以“民主”的语言表达“民本”的思想和诉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就是民本，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也体现了民本思想；国内外对普通中国人民主观的调查也发现，70%以上的百姓讲的民主其实是民本，以民主的语言去诉求民本。

    基于此，完全有理由将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表述为“民本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有一定的张力关系一样，即便是按照统治思想来理解民本主义，即民本与民主之间有一定的张力，也并不影响“民本主义民主”思想的成立（何况第一个提出民本主义的梁启超其实把它视为中国的民主思想）。原因在于：第一，民本主义与民主的本质性一面是一致的；第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本主义已经有了落地的工具，就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难道不是一种民主制度和民主形式？民主的大概念就是公民参与，而自下而上的参与可能是不平等的，有强弱之分，结果并不必然公正；而群众路线是自上而下的“逆向参与”，可以平衡自下而上参与之不公正的结构性问题。

    如果说“民本主义民主”是一种价值模式，那么它的实践模式是什么呢？这可以从历史和实践中找到答案。以民为本的思想必然是关心“致治”的，即国家得到治理。从先秦始，中国的致治思想就非常丰富并延绵不绝，康熙说：“致治之道，人才第一”。治理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与民主并驾齐驱的一个热词，在中国已经变成国家治理。这样，以治理为核心的民主可以被理解为“可治理的民主”，简称“治理民主”，它是实现作为价值模式的“民本主义民主”的实践模式。可以说，自古以来中国相对于其他文明古国的强项就是治理或者说治道，治道理论非常发达。在现实世界政治的比较上，中国的治理要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以治理为核心的民主，相对于以选举为核心的民主，具有现实和道德上的比较优势。比如，如果在竞争性选举意义上比较中国和印度，西方人认为印度优于中国；如果在“治理民主”的意义上比较，中国则是印度的老师。

    “治理民主”的构成要素是：参与——国家自主性回应——责任。首先，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参与的形式又有诸多的次级实践形式，比如选举、协商、信访等。其次，自主性回应。回应性是所有民主理论都特别重视的，但是好的、有效的回应一定是建立在国家自主性基础上的，即国家有能力不受社会的控制；很多国家的“无效民主”，要么是无力回应社会的参与，要么是缺少国家自主性，被社会势力绑架或俘获。第三，责任政治。通过国家自主性的选择性回应，对参与的诉求作取舍，进而作出负责任的决策。“自主性回应”是“治理民主”的最重要特征。

    在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中，很多立法和政策过程都充分体现了“治理民主”的实践。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首先是建立在社会充分参与的基础上，全面深入地了解社会诉求；其次是决策者有选择性地作出回应，并不是一概接受；最后是负责的权威决策和政策执行。

    相对于竞争性选举或者党争民主，“治理民主”兼顾了民主和治理两大流行观念，不能治理的民主是不可欲的。更重要的是，相对于竞争性选举，“治理民主”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实践模式，其中包括次级的实践模式，比如协商、分权、自治和选举。因此，这种实践模式不仅更能体现民本关怀即民主本质，也更具有程序上的真实性和正义性。民主怎么能一选了之呢？相较于选举，立法和政策实施过程更关乎百姓的切实利益，这个过程的“参与-回应”才能真实地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从而更能反映程序的公正与否。

    发掘出基于自己文明基因的民主的价值模式和实践模式，开启历史的新纪元

    世界政治变化太快，而理论研究尤其是关乎国家命运的民主理论研究，要么跟不上世界政治的变化速度，要么因为政治的特殊需要而被简单化或者失真化，以便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论说。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无与伦比的文明优势的古老大国，自然也要搞民主政治，但是比较历史和世界政治告诉我们，不与自己文明基因相匹配的民主政治是不可想象的，为此就必须发掘出基于自己文明基因的民主的价值模式和实践模式。

    找出基于自己文明基因的民主模式，不但回答了作为“历史的终结”的自由主义民主为什么在不同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的问题，还可能是自由主义民主的一种替代性模式。正如冷战中美国战胜苏联依靠的是政治观念而不是军事和经济，西方人谈论的“中国威胁论”与其说是军事的和经济的，不如说是政治的。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怎么能出现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替代者呢？这可是改写300年世界史的大事，既然“历史终结”了，怎么还会有历史的新纪元呢？不曾想，新纪元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