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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严肃查处了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是说到做到的”。这种徙木为信的行为,增强了党的廉政公信力,维护了党的崇高形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作风建设打头,吹响了反腐败斗争的冲锋号,全方位掀起史无前例的廉政风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和坚决拥护。然而,在雷霆万钧的反腐败背景下,有人对全力推进的反腐倡廉建设存在误解。时下,当务之急是澄清疑虑、凝聚共识,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坚决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反腐败会不会阻碍经济发展
腐败对经济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向来是学术界和理论界深入探讨的热点议题。在通常意义上,主流观点都认为,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负相关性。但也有观点认为,腐败对经济发展具有正面效应,这一观点主要以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为代表。20世纪60年代,亨廷顿在其名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相对传统规则比较强大的社会,“一定程度的腐败是帮助轻松地踏上现代化道路的值得欢迎的润滑剂。通过少量的腐败行为,一个发达的传统社会可以得到改进,或至少可以现代化”。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腐败“润滑剂”理论。20世纪80年代,腐败“润滑剂”理论传入中国,流传甚广。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增长指标降低,这本与当前正经历的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优化紧密相关,而与反腐败无关。但在高压惩腐的态势下,“腐败有益论”沉渣泛起,有人硬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与反腐败力度加大扯在一起,认为经济增速放缓是反腐败闹的,2014年有国外研究报告称,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将“至少导致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减少0.6至1.5个百分点”。
反腐败斗争会阻碍经济发展吗?从表象看,反腐败确实会对实体经济的某些特殊领域,如高端餐饮和奢侈品消费等带来短期冲击。但实际上,反腐败有助于改善经济结构和完善市场体制和秩序,促进经济增长。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发现,一个国家的腐败指数每改进一个数值,将使年人均GDP增加0.5%。经验表明,清廉指数高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应较高。美国彭博社的调查显示,反腐败将在2020年使中国GDP提高0.1%至0.5%,按美元现价计算,相当收获斯里兰卡经济规模的约700亿美元的红利。
反腐败促进经济发展,在当代中国得到实践验证。改革开放以来,党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在短短三十多年里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总结指出:“如果我们党不是一以贯之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反对腐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也不可能得到巩固。”
就局部地区而言,反腐败同样与经济发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干以胜同志曾回忆:“当年在办远华案时,有人就说厦门经济要倒退10年。事实上,这个案件从查处的头一年开始,海关税收大幅上升;从第二年开始,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逐年上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即使在那些曾被查处腐败问题比较严厉的省(市、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重要指标全线飘红,反腐败释放出巨大活力。可见,“反腐败阻碍经济发展”是个伪命题。
反腐败会不会影响党的形象
坚定不移地惩治腐败是党有力量的重要表现。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腐败熟视无睹,无所作为。历史地看,党能够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始终蓬勃发展,关键在于经常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反对腐化堕落现象的斗争,经常把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清除出党,保持党的纯洁性。建国初,对于党内如刘青山、张子善等贪腐分子,毛泽东指出,不论其有多大功劳,有多少清除多少,决不可纵容,而惩处这种人“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严肃查处了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是说到做到的”。这种徙木为信的行为,增强了党的廉政公信力,维护了党的崇高形象。
那种认为“反腐败影响党的形象”的观点,事实上存在逻辑错误。在实践中,反腐败力度加大,往往伴随着更多甚至更严重的腐败问题被揭露,由此可能影响人们对党的形象的观感。但到底是腐败还是反腐败影响党的形象?2013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人民群众最痛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最痛恨各种特权现象,这些现象对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具杀伤力。”实际上,是腐败对党的伤害最大,而惩治腐败是党心民心所向。尽管当前被查处的腐败分子在绝对数量上确实很大,但不能因此否定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2014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理党员干部7.1万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万人,分别约占全国党员总数的0.819‰和0.265‰。如除去因责任事故、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等问题,真正的腐败分子只是少数,不过他们对党的伤害具有放大效应。
当前的反腐败不仅没有影响党的形象,反而使我们党的政治信用和民意资产大幅增值。有外媒报道,反腐败给中国老百姓省下大笔钱,降低了办事成本,人们的幸福感增强。国际社会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包庇纵容,把反腐变成常态,在本国树立了威望,在世界塑造了良好形象。在国内,反腐败收获厚重的民心红利,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调查显示,2012年人们的反腐信心指数是60%,2013年为73.7%,同比提升13.7%,2014年信心指数为85.6%,同比提升11.9%。这些数据充分说明,当前反腐败带来的民心红利在持续攀升,折射出人们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信心指数与日俱增。
反腐败会不会挫伤官员的积极性
为官避事平生耻。对于当前反腐败斗争,最初有人认为,可能是刮一阵风,现在打枪,暂且低头,但随着十八大以来廉政风暴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愈刮愈猛,有人发起“慈悲”,表现出别样的“焦虑”,感慨“官不聊生”。其实,感叹“官不聊生”的背后,对应着以往“为官太易”的扭曲,反映某些官员价值观的错位。实际上,随着正风反腐步入新常态,灰色收入、超规福利减少,权力寻租空间被大大压缩,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苗头,“有的不敢担当、不愿负责,当‘太平官’、‘逍遥官’”。反腐败真的挫伤官员的积极性?
实事求是地说,反腐败挫伤的只是少数官员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中国,官员应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当官就不能惦记着发财,发财就不能想着当官。对于那些贪欲不减的官员而言,组织上管得严了,群众监督得多了,获得的好处变少甚至没有了,就开始为官不为,没有干事创业的闯劲,这是境界不高、不负责任的表现。
相对而言,大多数官员兢兢业业,本分不妄为,主动适应治国理政新常态,积极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为了做好这些工作,我们的各级干部也是蛮拼的”,对大多数官员的工作做出肯定评价。从实际情况看,反腐败广受官员欢迎,不少干部表示,反腐败“治好了自己的‘亚健康’,把自己从不胜其烦的应酬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精力考虑工作、服务群众”,干事容易了许多。
庸官懒政危险甚大,反腐败就是要给不作为的官员套上紧箍箍。对于庸官懒政问题,既要做好正面引导,并对照“三严三实”,向广大干部讲清楚“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同时更应坚持“能者上,庸者下”原则,加强考核工作和责任追究。今年初,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表示,要严肃问责懒政怠政。随后,他在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这是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纳入治理庸官懒政内容。4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长春主持召开东北三省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抓住一些典型案例予以坚决问责,消灭尸位素餐现象。(作者系南通大学南通廉政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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