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党94周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是我们党历史上首次从制度法规层面就干部能上能下问题作出的重要规约，彰显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是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重要举措，对于促使干部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解决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题，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完善从严管理干部制度体系，对于构建良好的从政环境和政治生态，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惩恶才能扬善，激浊方可扬清。选什么人，用什么人，是一个导向问题。导向正确，就会激励干部忠诚履职、务实进取、勇于奉献；导向不正确，就可能导致一些干部不是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想事、谋事、干事上，而是把心思和精力用到找关系、托门子上。形成科学的选人用人导向，必须加大对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整治力度，着力强化显规则、遏制潜规则，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尽快实现干部能上能下的体制机制，使干部有全身谋事之心而无侧身谋人之虞。

　　一是营造有利于干部能上能下的社会环境。党章第三十六条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者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职务的任免和调动都要服从工作需要。工作需要上的就上，需要下的就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官本位”意识在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依旧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党员干部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官本位”的影响，成为“官本位”的俘虏。于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骗官、保官等一系列现代官场“怪现状”出现了。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让领导干部明确“领导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公职岗位，而不是终身任职的就业岗位”“干部的升降去留是常态”等观念。大力宣传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干部“下”的必然性，引导社会正确对待“下”的干部，树立“上是一种进步，下也是一种提高”的观念。大力宣传主动让贤退位、甘居“下”位、“下”不失志、降职不降志的典型，倡导积极健康的社会舆论、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为“下”来干部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立党政机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制度，为调下来的干部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解除“出来”和“下来”干部的后顾之忧。

　　二是健全领导干部不适宜担任现职岗位的调整机制。试行《规定》以问题为导向，旨在推进官员“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对官场选人用人、歪风邪气“开刀”，让干部流动走向新常态，可以有效震慑和整肃官场用人歪风。让干部不仅能上还要能下，就从根本上打掉了滥竽充数也能坐享安逸的幻想，抽掉了在其位不谋其政也能舒服躺卧的“底板”，给每位干部内心里安上了一条鞭策、激励的鞭子。修身、为政、干事不以严以实，不去为人民殚精竭虑、踏实干事，就有随时被清除出干部队伍的危险。从治理懒政庸官角度看，这是解决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题的“带电”高压线。把“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领导干部”调整下来，就会产生“倒逼效应”，警示那些庸劣者要么让位、要么干事增能。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就会激发“鲇鱼效应”，让善干事者、能干事者、想干事者顺势而上，让不能干事者、不想干事者、干不好事者顺势而下。由此，才能调动起最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我国的各项事业发展才具备了最宝贵的领导力量支撑和人才力量支持。

　　三是妥善合理安排能上能下干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是一个永恒课题，党要管党丝毫不能松懈，从严治党一刻不能放松。要坚持标本兼治，加大治本的工作力度，严格按照纪律和法律的尺度，把执法和执纪贯通起来。对一些干部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属于能力不足的，就要加强培训，加强实践锻炼，加强总结提高；属于担当精神缺乏的，就要明确责任、加强督查；属于不作为的，就要严肃批评教育，认真执纪问责。为了解除下来干部的后顾之忧，应根据“人尽其用”、“人岗相适”的原则，采取降职、辞职、改职和待岗等措施合理安排。对组织能力弱、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转任一般领导职务或非领导职务；对有专业技术特长但缺乏驾驭全局能力的，转为专业性、技术性职务；对因年龄、健康原因力不从心的干部，转任非领导职务；对素质较好，有发展潜力，但缺少实践锻炼和经验积累的年轻干部，根据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安排离岗脱产培训，或者换岗锻炼；对不胜任或者工作失误较多，政绩平平者，责令辞去领导职务；对一时没有合适岗位的，做待岗处理或安排临时性工作。对在新岗位表现较好的，经组织考察仍可提拔重用。（作者单位：河南省农业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