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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官之“庸”也是一种恶
叶匡政
//www.workercn.cn2015-08-04来源: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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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贪官是体制的硬伤,庸官就是体制的内伤。“庸官”之恶,除个人原因,一般多与权力体制有复杂的关系。他们多是任命制下诞生的官员,荣辱升降只与上级官僚有关,长年揣摩上级意图,使唯上和服从成为他们的官场行为准则。从开始的掩饰个性,到渐渐地丧失个性,久而久之,也就成为毫无个性的权力傀儡。

  庸官之恶败坏的不仅是官场风气和权力体制,它其实对整个社会都会形成一种辐射作用,使社会风气也变得平庸和恶俗。要想对庸官有治本之举,必须首先改变对权力的认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要用一种善治的思维取代统治的思维。

  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四风”出台后,对各地贪腐之风有所遏制,但庸官懒政现象依然存在,四风问题也有返潮。据新华社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一些“四风”问题仍时有发生,有的党员干部甚至认为作风建设只是“一阵风”,心存侥幸顶风作案。不良作风积习甚深,树倒根在,一些违规行为趋于隐蔽,转入“地下”,而且花样翻新,稍有松懈,就可能死灰复燃。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3920起,18673人受到处理,11350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从3月份起,这些数据总体呈现逐月上升趋势。从近期各地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例看,部分党员干部在反“四风”问题上思想认识不足、存在侥幸心理,监管部门不作为或慢作为、惩处力度弱,是“四风”顽疾难以根除,甚至屡有反弹的主要原因。不作为或慢作为就是庸治懒政的表现之一。

  随着反腐工作的深入,一些官员为逃避责任和惩处,就以躲避偷懒来应对。在中纪委通报的案例中,除“违纪”外,工作不力、不作为、乱作为、失职渎职等也成为被通报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公务员队伍过于庞大,各地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消极怠工的现象时有发生。想要治理官员的庸懒,绝非易事。

  官场不乏庸官懒官,一直以来,因缺乏透明的惩戒和问责制度,虽然从中央到地方有过一些“治庸治懒”的尝试,却屡治屡有,也很少听到有重要官员在“治庸治懒”中被整肃撤职的。

  近年来,社会积怨较多,除官员贪腐这个主因外,庸官懒官的不作为,也是原因之一。庸官懒官对民众的积怨和矛盾不理不睬,束之高阁。天长日久,形成了社会矛盾的大淤积,任何小事件都可能导致民众情绪的井喷。

  何谓庸官?简单说,或思想平庸、见短识浅、不学无术,这类庸官只会讲官话套话,除揣摩上级心思、趋炎附势外,对民众诉求无动于衷,更谈不上创新意识了;或行为庸碌无能、得过且过、敷衍了事,这类庸官做事只求明哲保身,遇到矛盾唯恐躲避不及,除扯皮推诿,绝不会主动行动;或在人事方面庸俗钻营、八面玲珑,这类庸官倒是擅于搞关系,投领导和同事所好,除投机作秀外,谁也不得罪。凡此种种,无非是说庸官在其位不谋其政,对民生疾苦麻木不仁,当官的结果无非是混个脑满肠肥。

  上世纪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就提出一个观点:平庸也是一种恶。她认为,在一些政治体制中一些平常的小官僚,因没有明确的爱憎和判别正邪的能力,这种公文机器同样可能成为恶的化身。当然,这种平庸的恶,不会像一些“极端的恶”那么容易辨识,他们往往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无理,可能除了晋升之外也无其他特殊动机,他们甚至不完全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也不是愚蠢,而是完全没有思想。

  这种无思想性,这种对正义与邪恶判断的麻木,同样会引发一个时代的灾难和浩劫。就像“文革”中一些运动的追随者那样,仅仅因为自己的平庸和无思想,就汇入到了一种体制的犯罪洪流中,成为那些“极端的恶”的帮凶而无知无觉。在阿伦特看来,这种平庸的恶,往往会以“换了他人也会这样”为理由,来替自己辩护。虽然体制有它的责任,但是庸官之“庸”也是一种恶,它的错误就在于放弃独立思考,心甘情愿地变成官僚层级体制的螺丝钉。

  如果说贪官是体制的硬伤,庸官就是体制的内伤。“庸官”之恶,除个人原因,一般多与权力体制有复杂的关系。他们多是任命制下诞生的官员,荣辱升降只与上级官僚有关,长年揣摩上级意图,使唯上和服从成为他们的官场行为准则。从开始的掩饰个性,到渐渐地丧失个性,久而久之,也就成为毫无个性的权力傀儡。说到底这才是庸官的本质。他们靠唯命是从掩盖自己的平庸,他们靠泯灭个性获得上级的赏识,这也是得以晋升的仕途秘籍。长此以往,即便那些有些锐气的官员不退化为庸官,可能在体制内也难以生存。

  阿伦特说“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她其实是在强调,思考在政治行动与官员作为中的意义。因这种庸官之恶也会蔓延传染,会让整个社会和普通人都堕入其中。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着这种“平庸的恶”,人人服从与默认各种体制隐含的不道德因素,虽然偶有内心不安,但却以体制和层级的强力来为自己辩解,从而消除自己的负罪感。阿伦特认为,这种“无思”导致的平庸的恶,会引发出潜伏在人类身上的所有恶的本能,它其实是那些“极端的恶”的基础。如果庸官之恶发展成一种普遍现象,即便是民众也需要罕见的勇气和真正的思考,才能不被卷入这种不假思索的恶在社会上弥漫的潮流。所以庸官之恶败坏的不仅是官场风气和权力体制,它其实对整个社会都会形成一种辐射作用,使社会风气也变得平庸和恶俗。

  很多媒体给这种庸官现象开出了药方,认为改革官员任用体制,通过竞争、考评、问责这三种机制,能促使官员勤政和善政。这仍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这些做法,或许在短时期内有些效果,但长期看,仍会形成新的体制惰性,即便多了专门“治庸”的机构,只要权力模式不变,就无法真正改变庸官懒政的现象。因为这些管理模式,还是把希望寄托在权力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上。

  要想对庸官有治本之举,必须首先改变对权力的认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要用一种善治的思维取代统治的思维。国家治理就是一种善治的思维,善治与统治的差别在于,统治的权力主体是政府部门,而善治的权力主体既是政府部门,也有民间机构和公民,是共同治理。(作者系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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