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紧紧扭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锐意进取、继往开来，围绕治党治国治军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我们党一向把党的理论成果视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不仅政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界拥有一支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队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旅欧学者对巴黎公社的介绍使中国人始知工人运动。甲午战争过后，报纸杂志上就已有了关于马克思及其学说的零散信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使中国的先进分子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据统计，自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至1922年初，有近30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中文。李大钊于1919年写了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1920年陈望道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更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陈独秀还有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李达、邓中夏等革命青年，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共产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探究1840年以来的中国国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重要理论任务。围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现阶段的中国处在什么历史阶段、革命的道路怎么走等问题，从1928年到1938年，知识界开展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马克思主义者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与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派别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具有“过渡的特性”，没有一种经济成分处于支配地位，而处于支配地位的是帝国主义经济，中国经济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中国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呈现的是各个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割据状态；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渗透既有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面，又有严重阻碍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一面；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封建关系仍然占据着中国农业经济的优势，是帝国主义及其御用军阀、各地豪绅阶级、买办阶级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渡”期的社会，封建压迫是中国国内压迫的主要形式；中国革命应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剥削的民主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土地革命是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因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因此它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不会停止于工农民主政权，而将进一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将开辟一个非资本主义的途径。他们的观点虽然略显粗糙，但揭示了中国国情，尤其是关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结论，为中国共产党六大以后贯彻正确的革命路线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自觉和自信。经过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人心，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命名的需要。据考证，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最早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经过上世纪40年代上半期的酝酿和讨论，“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被党的七大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新时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也酝酿于学术界。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中指出：“要提倡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就真理标准问题撰写文章。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光明日报社供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文章。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头版发表，新华社当天发了通稿。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13日，又有多家省报转载。由此，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其结果众所周知。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讨论，也为我们党深化对国情的认识、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方兴未艾。仅就中央党校而言，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是党员干部培训轮训的主要内容。党校也积极发挥智库的作用，许多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许多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这些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思想材料。

　　马克思认为，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首先必须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这是包括中央党校在内的理论界学术界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作用、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