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按照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的战略部署，我国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社会将是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现代社会模式，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各个方面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未来五年的“十三五”时期，将是我国努力实现既定目标、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的关键阶段。在此期间，我国政府和人民将会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内政外交形势，而大力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则会有助于维护社会转型期的良好秩序，维护好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进程，维护好社会主义孜孜追求的公平正义。

　　我国未来5年国家治理的难度会加大

　　鉴于我国在过去30多年一直保持高速发展，很多人认为我国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目标将会是比较容易的事情。笔者对于我国的发展是持乐观的态度，但是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未来5年我国将会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国家治理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局面，原因主要有如下四点。

　　首先，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多，经济领域面临较强的下行压力。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疲软，增长乏力。受大的国际经济环境的拖累，我国外贸形势日益严峻，出口数据出现下滑。国际订单的减少对我国东部沿海外向型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和影响。因为在金融危机发生之时，我国政府已经推行过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加大了投资的力度，因此不宜此阶段再次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在贸易和投资都增长有限的情况下，消费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但是在我国，刺激消费并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持久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和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就成了更为重要可行的方案。从拉丁美洲一些早发展国家的经验来看，实现产业升级是一件非常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战略，对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影响也比较大。

　　其次，过去高速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历史旧账需要在这一时期补上。一个和谐有序的全面小康社会必须在秩序、发展和正义三个方面实现平衡。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尽管政府不断采取各种措施推动科学、可持续、健康的发展，但是还是有一些历史旧账不断累积起来。其中，最突出的历史旧账就是环境治理问题和社会正义问题。西方科学家在近些年提出，人类已经在上个世纪步入“人类世”时代（也称“人新世”等等）。人类世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人类逐渐生活在一个大部分由人类创造而非自然生成的环境系统之内。伴随着人类世时代而来的是全球气候变暖、物种灭绝、沙漠化、水资源危机、污染肆虐等等环境问题。由于一些客观因素，我国目前的环境危机有进一步扩散的趋势，不能改善环境质量，则无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释放无数红利、造福亿万百姓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伤害了一些特定群体的利益。

　　再次，国际大环境对我国产生新的结构性压力。中国的发展较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近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一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在迅速崛起。中国崛起的规模、体量和速度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震撼，但是与此同时也必然会引来国家社会尤其是守成大国的反向冲击。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外来移民问题会在中国逐渐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是难题。外国文化会进一步渗入中国社会，对于保持我国的文化身份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理念产生冲击。外国金融资本会进入中国市场，发展中国家如何善加利用金融市场上的外国资本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

　　最后，我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时代，而这是从古至今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足够的治理经验所面临的一个时代。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即开始步入所谓的转型期。转型期不仅仅是意味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也意味着我国的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和一元化社会向现代的信息化社会和多元化社会转型。在信息化的多元社会中，传统的权威将会被消解，信息的传播会原子化，公民的活动会更具创造性，社会的需求会更加多样，而这些都需要政府的治理手段和方式更具弹性、协调性和适应性。多元化时代是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观念极不相容的，也是会必然引发冲突的。

　　我国亟需大力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那么面对历史的机遇和难题，政府需要如何有所作为？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政府作为的模式主要是两种：传统的模式与现代的模式。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模式与传统的国家管理模式在三个方面有本质的区别。首先，现代化的治理主体是多元的，而传统的管理主体是单一的。其次，现代的治理模式是耦合协商的，而传统的管理模式是命令服从的。最后，现代的治理成本低却收益高，而传统的管理模式成本高却收益低。基于这个对比，传统的国家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需求，我国亟需大力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第一，加强政府与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合作深度和广度，实现三者的有机衔接。现代国家治理要求治理主体多元化，充分调动市场和社会主体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重新建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耦合协商模式应该成为未来我国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演进方向。所谓耦合协商，是指政府、市场和社会建立起基于共同目标的松散耦合网络。在这一互动网络中，各方应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共同致力于善治在中国的广泛出现。这一耦合网络中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竞争是对效率的竞争，而合作是基于正义的考量。

　　第二，加快建设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思想市场”。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首先需要提高治理思想的现代化水平。如果国家治理的实践者和参与者头脑中还是传统的管理思想，怎么可能奢望他们会提高治理水平？打造治理领域的思想市场需要注意两个方面。其一，要重视地方的创造性和鼓励试验。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异很大，地方性的知识往往也存在很大差异。我国要鼓励和支持地方的治理创新实践，坚持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的兼容和协调。第二，要积极通过“旋转门”机制促进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智库的思想交流。思想的交流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才所处的位置，现代社会中的人才和思想流动应该更加快捷和流畅，而不是更加呆滞和固定。对人才和思想的交流，要按照“以我为主，天下聚才”的原则。思想家是有国籍的，但是思想是无国界的。

　　第三，切实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建设。现代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无数研究已经表明，建立好的制度才是繁荣与发展的根本保障。没有制度，没有被普遍执行的制度，国家治理过程就会出现“潜规则”，就会出现因为这些潜规则而导致的治理失序。虽然任何社会都存在潜规则，但是如果潜规则当道，那么绝对是需要改变的。如何制定好的制度是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一个难题。笔者认为，一个好的制度必须要具备三个“尊重”，即尊重理性、尊重预期、尊重常识。所谓尊重理性就要是考虑到治理客体的合理需求和利益表达，不能肆意违背个体的理性意愿。尊重预期就是要考虑到治理主体与客体互动过程中的主体间性及其在时间上的感知与延展。制度建设要有时间概念，要把认知带到时间领域。最后是尊重常识，常识是一个好东西，不尊重常识就会闹笑话。现实生活中很多荒诞的事件之所以发生，往往就是因为相关制度或者从制度演化出来的政策没有尊重常识。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是朝夕之功就可实现的，需要我们借助中国的传统智慧和不断总结学习其他大国的治理经验。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向“灵巧性治理”“精细性治理”和“适应性治理”的方向发展。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保障我国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关系到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党审时度势，在“十三五”规划中，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举措被重点提出，这让我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作者：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