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点

　　从国际看，各种风险积累交织，各国角力更为激烈，但形势总体对我有利，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相对稳定。地缘政治、大国关系更为复杂敏感，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利益博弈更为激烈，但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趋向平衡。

　　虽然尚处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全球需求增长和贸易增长乏力，但经济总体复苏趋势显现。我国增长速度换挡的同时发展方式加快转变，落后产能不断淘汰的同时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新旧动力衔接转换的同时改革开放激发新的活力。

　　科技能力比拼更趋白热化，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为后发国家实现赶超提供了窗口期。只要能顺利完成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我们就完全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领航者。

　　“十三五”时期，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是我们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前提。为此，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着力提高防范风险的意识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窗口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深刻变化。”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从国际看，各种风险积累交织，各国角力更为激烈，但形势总体对我有利，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相对稳定。

　　地缘政治、大国关系更为复杂敏感，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一些国家同我国的摩擦上升，那些不愿意看到中国发展壮大的势力，对我国的防范和戒备心理加重，联手对我国进行牵制和打压。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出现新变化，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任务加重。同时也要看到，虽然各种政治、经济、地缘因素相互交织，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总体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对我国而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得以进一步深化，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欧关系稳定发展，我们与各大力量战略互动中的有利地位没有改变。我们与绝大多数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深化合作之中，经济互补性不断增强，与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进一步巩固。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积极因素，巩固和拓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

　　尚处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全球需求增长和贸易增长乏力，但经济总体复苏趋势显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于预期，潜在增长率下滑，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世界经济可能出现多个引擎同时失速进而陷入停滞状态。”由于世界经济较快增长的时期已经过去，目前全球仍处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主要国家去杠杆、去债务，全球需求增长和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市场成为最稀缺的资源，我们利用外部环境加快自身发展的条件发生改变。但从总体上看，世界经济曲折复苏态势逐步形成，积极因素正在显现。美国经济增速从2009年危机低谷时期的-2.8%提高到2014年的2.4%，英国经济增长表现较好。面对相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我们一方面要运用既有经贸规则妥善应对国际经贸摩擦，另一方面要把发展的立足点更多放在国内，更多依靠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

　　利益博弈更为激烈，但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趋向平衡。当前，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各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将会更为激烈，利用原有规则促进我国发展的条件发生了深刻改变。现有的全球治理格局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上，其特征是西方主导、大国协调。但随着新兴经济体发展步伐日益加快，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普遍增强，必然会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向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前进。我国提出并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得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已显现出积极效果，这些都有利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保护和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科技能力比拼更趋白热化，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为后发国家实现赶超提供了窗口期。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各主要发达国家着手推进更高起点的“再工业化”；另一方面，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我国处于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境地，发展空间收窄。加之我国要素成本快速提高，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加，我们构筑在原有比较优势下的竞争能力正在发生改变。虽然我国现有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但历史发展经验表明，每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会引起世界各国综合实力的结构性变化，为后发国家提供有利的赶超窗口期。与前三次科技革命发生时相比，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状况、制度条件都已大为改观，只要能顺利完成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我们就完全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领航者。

　　从国内看，虽然新常态背景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总体而言，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阶段转换。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正在由原来加快发展速度的机遇转变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正在由原来规模快速扩张的机遇转变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机遇。

　　增长速度换挡的同时发展方式加快转变。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速度换挡不可避免。要正确认识增速换挡现象，并不是经济发展速度高一点，形势就“好得很”，也不是经济发展速度下来一点，形势就“糟得很”。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诚然，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曾经在我国高速增长过程中发挥过很大作用，但现在支撑发展的条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再按照过去那种粗放型发展方式来做，是不可持续的。不抓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有一天会走进死胡同。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的高级形态演进是客观要求，必须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更高水平的发展，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经的阶段，是发挥我国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的必然要求。

　　落后产能不断淘汰的同时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步伐正在加快。从城乡结构来看，201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6.1%，进入了城镇带动农村发展的新时期。从区域结构来看，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基本形成。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都在积极寻找比较优势实现稳步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实施，以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进一步优化了区域发展格局。从产业结构来看，积极构建产业新体系，各种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培育了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第三产业的比重快速上升，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三大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升级趋势明显。从企业组织结构来看，大企业强小企业多的格局已经形成。当然，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当前我国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十三五”时期，我们必须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果断处置“僵尸企业”，坚定不移减少过剩产能。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坚定地干、大胆地干、扎实地干、精准地干、义无反顾地干。

　　新旧动力衔接转换的同时改革开放激发新的活力。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发展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是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要求。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竞争，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更多依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内生动力，尽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实现可持续发展。面对新旧增长动力实现平稳衔接的关键任务，一方面，我们要系统推进各项改革向纵深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关键，而且能够通过改革激发新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优势，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我们要加快推进有利于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改革，加快推进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加快推进有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加快推进有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我们要敞开胸怀拥抱世界，而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新的战略机遇。我们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

　　“十三五”时期，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是我们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前提。一是我国仍处于体制转轨、经济转型和既往政策消化期，新旧矛盾交织；二是全面深化改革要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可能引发新的矛盾；三是改革发展步伐加快，经济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随之发生变化；四是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国际风险会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规模和更深刻的影响传递到国内。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为此，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着力提高防范风险的意识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执笔：赵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