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931年中央苏区时期算起，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法治建设历程中，人民司法一直是法治的核心特征。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法治也在不断进步，法治中国被提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日程。在司法的程序化、专业化不断提高之时，一些学者提出，随着社会的变迁，源自陕甘宁边区的马锡五式的人民司法已经过时。司法的人民性是否已然过时？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人民性是当代中国基本的政治伦理，反映在司法之中，就要求司法体现人民意愿，维护人民权益，亦即司法者要以“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良知，在司法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实现每一个案件中的公平正义。不仅如此，在当代中国倡导司法为民，具有深刻体察中国社会现实、推进现代中国法治的重要意义。

　　司法人民性的本质是司法民主，与现代司法规律不矛盾

　　“人民司法”源自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实践。革命期间的司法强调其人民性，也就衍生出边区司法的若干重要特点：一方面，陕甘宁边区实行简单便捷的司法，方便人民诉讼。1941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取消讼费及官僚手续；法庭对诉讼当事人无任何限制，诉讼状词不拘形式，不能以不合格而不受理，不能写的口头申诉，由书记记录，即为有效。一切抄写传讯、侦查、检验等费用，均由司法机关负责，不得向当事人需索分文。同时在进行诉讼中也尽量顾到人民的便利，不使人民费时费事。”司法的简单便利，大大便利了底层民众提出诉讼，进而通过司法保障其权利。

　　另一方面，人民性内在地要求群众对司法的参与，即广泛地施行“司法民主”。司法民主表现之一是对调解的积极倡导，各种民事的甚至刑事的案件也被允许进行调解，从而确保人民群众的参与。1944年12月5日，《解放日报》曾这样评述调解：“司法方面，也创造了民主作风，推行了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政策，执行了以教育为主的监狱政策，使司法工作有了新的转变。”因此，司法便民与司法民主就成为“人民司法”的根本价值取向。

　　如果不能在司法中贯彻人民性，反而可能造成不平等

　　实现司法为民，有助于构建司法的正当性。1941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法庭是代表人民进行审判而不是离开人民的特殊机关，不仅审判案件绝对公开，于必要时还得组织民众法庭或准许人民派代表直接参加审判”，“法庭是政府的一部分，他的审判对人民（代表人民的各级参议会）负责，同时也对政府委员会负责……人民对司法不满，可向参议会或政府控告，或依法改选法官，扫去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名独立实受统治阶级操纵的弊病”。

　　司法中始终坚持人民性，有利于促进司法中的实质正义。回到历史的原初，我们不难发现，司法的人民性虽然指向广义的包含各个阶层的“人民”，实际上更多地体现对底层民众疾苦的深切同情，从政权到司法的“平民化”取向，展现了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底层民众的同情。

　　在新的时代，虽然在法治的层面更强调人人平等，但却不能对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视而不见。如果忽视这一点，那么一些在政治和经济上居于优势的群体，就可能通过“资本的力量”，获得更多的法律资源，从而可能在司法中获得“超待遇”，而那些最需要法律保护的弱势群体就难以获得理想中的“公平正义”。司法当然应该保持客观、中立，但是如果不能在司法中贯彻人民性，司法就会与当代中国“执政为民”的政治伦理相背离，更与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相违背。

　　以人民性为内核的人民司法，远远没有过时

　　当然，随着当代中国法治的不断进步，实现司法的人民性，不是要违背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而必然是一种基于法治的司法方式。现代法治要求“法的确定性”以及“可预期”，虽然现实生活纷繁复杂，但这一矛盾并非不可调和。

　　古罗马以“拟制思维”保障法律的灵活性，现代英美法则以“衡平法”实现个案的公正，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强调民族精神和“共同信念”之于法治进步的重大意义，归根结底，西方国家的法治都通过某些方式，将现实社会中的“情理”纳入司法过程。

　　当然，在法治现代化的当下，司法引入“情理性”的判断时，还是应该严格遵循法定的程序，使得各种情境化的判断能更规范地融入司法裁判，从而在正当程序中体现出司法的公正。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实体法律和程序法设计中人民性的体现，但更有赖于一批有良知、有信仰的专业司法人员。

　　正如一位基层法官所言：“时代在变，司法的形式在变，但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留下的优良传统没有变，人民司法的情怀没有变。”就此而言，以人民性为内核的人民司法，远远没有过时。贯彻司法为民的“人民司法”传统，不仅值得我们倍加珍视，而且应该在现实的法治实践中不断发扬光大。（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