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全面从严治党，这些重大论断的提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党指明了方向。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一个根本前提是，必须实现发展理念的根本提升、根本转变。我国要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发展质量上迈上新台阶，首先要在发展理念上迈上新台阶，要在党和国家素质、社会素质、民族素质上迈上新台阶。

　　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我们面临的矛盾，既有过去长期积累而成的矛盾，也有在解决旧矛盾过程中新产生的矛盾，大量的还是随着形势环境变化新出现的矛盾。这些矛盾许多是这个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是躲不开也绕不过去的。

　　应该特别引起重视的问题有三个：一是理想信念滑坡，已经成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上的最大隐患。二是纪律规矩意识淡薄，已经成为损害党的形象和战斗力的突出问题。三是组织功能弱化，已经成为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的主要原因，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思想建党的重要性，同时郑重提出制度治党问题。之后，他进一步把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全面从严治党，这些重大论断的提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党指明了方向。那么，什么是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条件并不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我们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地位发生了改变。而是说我们党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国内外环境、我们党担负的历史任务、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党自身建设的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国家发展、国家治理进入新阶段。

　　一、我国正面临从适应全球化向引领全球化转变新阶段

　　从时代条件来看，我国正面临从适应全球化向引领全球化转变新阶段。一方面，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平衡。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经过新中国成立以后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我国外汇储备名列前茅，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跻身世界前列，中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目标，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巩固。美国实施亚洲军事再平衡战略和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把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到亚洲，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对于这一点，世界思想准备不足，我们自己思想准备也不足。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更为严峻的经济竞争压力和地缘政治压力。

　　从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看，有的大国，已经成为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既得利益的代表，正在失去引领全球化的资格和能力。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经济重心、科技重心正在逐步东移，中国对世界的经济贡献、科技贡献、思想贡献、文化贡献正与日俱增。我国正处在从适应全球化向引领全球化转变的重大历史节点。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努力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过程中，把握世界大势，把握战略主动，发挥关键性、建设性、前瞻性作用，必须实现从主要由立足国内发展的国家发展战略，向统筹国内发展和国际发展的全球化发展战略转变，必须清醒把握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及利益格局的消长、变化，清醒把握我国的国家目标、综合国力及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中的位置，清醒做好资源、政策、组织、文化等各方面准备。而决定性的是增强全党全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家自觉、民族自觉。拓展我国崛起和强大的战略空间，首先要拓展我国崛起和强大的战略思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率先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这是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是引领全球化的伟大旗帜。它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相继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理论、重要战略机遇期理论、建设和谐世界理论，既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而贯穿其中的求同存异、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将对重新理解世界秩序和全球化进程，重新判断全球治理中的问题，建立以平等、互惠、多元、包容、相互依赖为基本特性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产生深远影响。根据这一理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引领全球化的重大战略举措。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从适应全球化到引领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任重而道远，必须有长远的战略考虑，需要付出长期的巨大努力。

　　二、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提升发展质量新阶段

　　从我们党肩负的历史任务看，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提升发展质量新阶段。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一方面，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发展方式加速转变，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形成，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另一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综合判断，“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这些情况表明，我们的发展正面临着从注重数量扩张，向全面提升发展质量新阶段转变。而“十三五”时期正处在这种战略转变的关键阶段。“十三五”时期的发展必须是经济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发展，必须是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的发展，必须是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的发展，必须是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发展，必须是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发展。“十三五”时期完成这些战略转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将为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强国、政治强国、文化强国、科技强国和军事强国，奠定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

　　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一个根本前提是，必须实现发展理念的根本提升、根本转变。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我国要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发展质量上迈上新台阶，首先要在发展理念上迈上新台阶，要在党和国家素质、社会素质、民族素质上迈上新台阶。

　　三、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

　　从我国改革走过的道路来看，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如果说现在的改革和过去的改革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点。我们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我们面临的矛盾，既有过去长期积累而成的矛盾，也有在解决旧矛盾过程中新产生的矛盾，大量的还是随着形势环境变化新出现的矛盾。这些矛盾许多是这个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是躲不开也绕不过去的。

　　必须看到，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因此，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的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改革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注重从体制机制创新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四、我国已经进入全面依法治国新阶段

　　从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来看，我国已经进入全面依法治国新阶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全面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全面依法治国，是我们党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为更好地治国理政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事关我们党执政方式领导方式转变的一个全局性问题，是我们党执政方式领导方式的历史性进步。我们党对依法治国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废除旧法统的同时，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抓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后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错误，逐渐对法制不那么重视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付出了沉重代价，教训十分惨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始终把法治放在党和国家大局中来考虑、来谋划、来推进，依法治国取得重大成就。我们党是在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的大国执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都需要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经济，和谐社会应该是法治社会。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和谐社会，都需要密织法律之网、强化法治之力。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具体行使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方向、道路和进度。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主要是通过各级领导干部的具体行动和工作来体现和实现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必须首先解决好思想观念问题，引导各级干部深刻认识到，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提高宪法法律尊严就是提高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

　　五、党的建设进入全面从严治党新阶段

　　从党所处的地位、党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党的队伍的状况看，党的建设进入全面从严治党新阶段。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700多万党员，在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一方面，我们党成立95年来，没有辜负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经受住了各种风浪、风险、风波的考验，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我们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另一方面，必须清醒地看到，党的队伍包括干部队伍、党员队伍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纪律上、作风上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应该特别引起重视的问题有三个：一是理想信念滑坡，已经成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上的最大隐患。二是纪律规矩意识淡薄，已经成为损害党的形象和战斗力的突出问题。三是组织功能弱化，已经成为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的主要原因，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决策处决刘青山、张子善这“二虎”，到今天我们党处理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这“五毒”，其中的教训极其深刻，说明腐败与反腐败、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说明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任务，新的时代课题，都聚焦到党的领导这个根本问题上，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对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主心骨，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党95年的历程反复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民族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首先是加强和改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加强和改善党在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同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又从来都是内在联系、不可分割的。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根本政治前提。为了领导，必须建设，只有建设好，才能领导好。而党的建设首先是思想建设。思想建党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它不仅是建党之初、建军之初、革命之初的根本问题，而且是贯穿于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全过程，贯穿于我们党95年全部历程的根本问题。

　　今天，思想建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要、更为艰巨，也更为紧迫。思想建党的任务不解决，党的建设其他任务就不可能解决、不可能解决好，党就不可能担负起自己的崇高历史使命和重大领导责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反复强调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反复强调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反复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建党是贯穿其中的灵魂和主线。全党一定要充分认识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建党的极端重要性，增强思想建党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作者：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原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