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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进入“富起来、强起来”发展转型期的基本特征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也正是经济社会发展向着更高形态的转型时期,具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当然,也有着不少的难题和挑战。
世界发达国家在由工业化向现代发达经济体跃升过程中,普遍都这样那样地会遇到经济结构、发展动力、发展方式等的转型“烦恼”,而且不少国家尤其拉美一些国家的发展教训告诉我们,转型“烦恼”还表现在城乡不协调、居民贫富差距扩大、城市富人区与贫民窟并存、生态环境失衡、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等领域,这些都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特征。这说明,中等收入阶段转型发展的“烦恼”,是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难题。
我国在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富起来、强起来”发展阶段的转型期,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领域。
经济结构方面的转型特征
我国经济结构形态方面的转型特征主要是:
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我国经济经过长期高速增长,目前生产要素供给、资源环境条件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各种经济发展要素和资源被极大激活和快速消耗后,特别是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低成本资源逐步消退、简单的产能扩张逐步低效化、资本债务积累逐步扩大化,加上经济结构不能较好地适应市场消费需求结构的新变化,资源环境、收入分配等方面的问题也逐步积累起来等等,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以往超高速或高速增长开始下行或回归均值增长状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经济增长下行不等于可以放任“失速”“失控”。我们务必做到下行而不失速、不失控,转型而不逆向、不倒退。这就需要把控好下行和转型的节奏,积极做好转型发展的文章。要知道,适度的经济增长,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上“富起来、强起来”发展新平台的基本前提。
经济结构由粗放低效向中高端转变。经济发展经过工业化“起飞”快速增长后,生产规模和种类、市场结构、人们生活水平和需求结构、社会财富聚合状况等,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原来以扩大规模为主的增长方式和以工业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日趋不太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市场结构,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需要优化升级,特别是第三产业开始成为主导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导动因,日常消费型服务业和生产型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需要快速增长;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提升,城市经济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一些依托科技进步而改造提升的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作用也逐步凸显出来;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发展,经济结构调整更是进入了汹涌起伏的新阶段。这样,经济结构中供给侧的矛盾会越来越凸显出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成了转型期占主导的根本任务。
经济增长动力由旧动能向新动能转变。在转型期,经济增速适度下行不但有必然性,还是合理的。但过快下行或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倒退,则代价昂贵、风险极大,将会错失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出现这类“恶性下行”的根本原因,是支撑以往经济增长的旧动力日趋乏力,而新动力又尚未形成,或者说新动力的动能赶不上旧动力的乏力。实现转型发展,增长动力的“换挡”是最关键、最根本的,也可以说是最深刻的经济变革。因为,新旧动力有着本质的区别:旧的增长动力主要依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量的扩张,而新的动力则需要创新驱动、科技驱动、质效提升。当然,新旧增长动力的转换需要一个过程。如果这个转换过程“脱节”或者转换时间过长过猛,经济增长都有可能“恶性下行”或出现“断崖”现象。因此,在着力培育新动力的同时,务必注重旧动力的提效和传统产业的提升,以实现新旧动力的有机更新。
社会结构方面的转型特征
在社会结构形态方面,转型的主要特征有:
中产阶层队伍迅速扩大。随着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收入财富结构的调整变动,必然会带来社会利益结构和阶层结构的变化,其中最重大的变化是形成日趋庞大的中产阶层,也就是通常讲的形成了“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但在“中等收入”的转型期,以中产阶层为主导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还很不稳固,一方面旧形态的阶层结构迅速瓦解,另一方面占主体地位的新的中产阶层尚未成熟定型。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中产阶层才会逐步稳固地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
城市居民日趋扩大。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必然促使非农产业人口、城镇居民群体和社会流动人群的大量增加。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新旧转换,带来了就业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的重大调整,其中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矛盾尤为突出。
贫富阶层由分化转向弥合。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也逐步由低收入进入到小康、小富并步入中等收入、中富或中高收入的阶段。然而,由于经济社会资源优劣多寡分布不均,产业、产品、企业结构快速调整,资本、知识、技能等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作用更加突出,以及社会分配、保障制度相对滞后等原因,难免会造成社会财富的重新组合分配,甚至会导致收入差距快速变动或贫富两极分化。这是顺利推进转型发展特别需要防范的。换句话说,我们要高度重视并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更加关注共享发展,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坚持底线思维和社会托底政策,避免出现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保持经济社会良性稳定发展。
区域结构方面的转型特征
我国在区域发展空间结构形态方面,转型期的主要特征有:
城乡结构进入一体化重构期。随着工业化快速发展,农村土地、劳动力等经济社会发展要素迅速向城镇集聚,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变迁,即由传统的乡村社会逐渐演变为以城镇为主导的城市社会。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转型期,城乡结构进入了新的重构阶段。工业资本、城市文明需要反哺农村,农村的经济结构和组织形态需要重新构建。而城市化经过快速发展后,也进入了由土地空间扩张为主(土地城市化)向以人口为主(人口城市化)的新型城市化阶段。这就需要进一步健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提高新农村发展水平。
全国区域结构进入协同发展期。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经济要素的大流动、大配置,并使有区位、交通、文化、教育、人才等优势的地区更具发展竞争力,进而客观上会造成区域发展的新的不平衡。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禀赋各异、历史基础有别、发展差距很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来说,东、西、南、北、中的整体协同发展尤为重要。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就更需要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的协调发展。为此,必须继续大力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 “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加快构建区域统筹发展新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
区域、城乡结构统筹协调发展了,我国发展就有了崭新的空间布局、合理的利益格局、积极的互进态势,就能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充足的发展后劲。
事业发展格局方面的转型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各项事业发展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和丰富经验,但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特别是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创新能力不强、发展方式粗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收入差距较大、消除贫困任务艰巨等问题相当突出。
从发展事业的格局上讲,当前尤其要重点抓好:
坚持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大力推动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整体平衡。更加注重克服社会建设滞后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切实加强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和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工作,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主法治建设并进,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会推动权益、民主、法治等上层建筑的变革。人是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兼具的社会化动物,社会是满足、平衡人们复杂需求的共同体。这就需要有相应的制度规则来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行。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带来政治上民主权益关系的调整,也会促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这些调整变化,最终要靠反映并凝练成法制进而依法治理社会生活,这样社会才能有序平稳运行,才能健康发展。因此,我们要适应扩大人民民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切实保障人民权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积极开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新局面,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举,大力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平衡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驱动力,也是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精神文明、思想文化是不可或缺的“软实力”“竞争力”。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也会更为多元,社会思想文化更为活跃。因此,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我们要努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人民有信念,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力量。我们要坚持用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美化并行,大力加强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这是转型发展时期又一个十分突出的矛盾和任务。自然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生活的“衣食父母”。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污染破坏生态环境,必然会遭受“报复”,反过来制约人类的持续发展。在工业化初中期,由于粗放型增长、大规模开发利用资源,必然带来自然资源约束日益趋紧,能源消耗总量日趋庞大,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环境系统明显退化,水污染、土污染、大气污染等环境污染事件频发。这意味着资源环境日趋难以继续维系粗放式发展,人民群众对碧水蓝天等生态环境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我们再也不能继续走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高速发展的老路了,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切实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强化生态环境的修复,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使生产、生活、生态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融,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新路。
坚持经济社会建设与军队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大力加强军队国防现代化建设。当今世界并不安宁,没有强大的国防,我们就无法顺利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无法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就无法顺利推进中国在世界上的和平崛起,因而也就无法顺利实现我们党“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因此,必须切实重视人民军队的强军建设,把国防建设深深根植于国家的经济社会母体之中,加快形成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确保我国的安全稳定和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
全面协调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法宝”和基本特点,也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对外开放格局方面的转型特征
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个国家发展步入中高收入转型期后,在对外开放、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磨合期。
迄今为止,欠发达、低收入国家要追赶高收入的发达国家,普遍都要实施外向型赶超发展战略。因为,除了依靠本国民众的低收入、低消费和有限的国内市场需求,来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外,还需要通过大量的外贸出口和保持较长一个时期的国际收支顺差,来实现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进而缩小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此,就必须以国内资源、要素的低成本来保持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样一来,再加上国内充裕低成本的劳动力等因素,经济发展自然就走上了以高积累、高投入来拉动增长的粗放型路子。毫无疑问,这种以高强度投入、量的扩张为主的发展方式,一方面适应了国内工业化、城市化起飞阶段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又符合欠发达国家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的赶超规律,因而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是欠发达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普遍选择。
然而,这种以外向带动为主的高投入、快扩张的发展模式,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人们生活的“中等”水平阶段后,又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转型升级”、发展方式转换的“烦恼”。因为,国内劳动力成本日趋提高,资源供给日趋紧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初期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也日趋老化等等,都导致粗放扩张型的发展路子越走越窄;而在国际市场上,一方面原本低成本竞争优势也会逐步丧失,因为其他欠发达国家的产品也由于有后起的低成本优势而崛起,另一方面,由于实施规模扩张和外向赶超战略,又有可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人才、金融资本优势等方面继续拉大发展差距,因为赶超国家与发达国家各自发展重心处于不同层次的水平上。这就造成了赶超型国家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扭转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因此,在转型发展时期,不但国内的增长方式需要调整转型,而且国际市场的竞争合作、对外开放的方式也需要转型提升,以厚植新的发展优势,保持或达到世界先进发展水平。
总之,无论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区域结构还是各项事业发展以及对外开放格局来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转型期是世界普遍性现象,也是我国目前已经并正在经历的历史进程。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实现成功转型发展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人均收入问题,而是要着力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当代中国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发展经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比任何时候都有信心、有优势、有力量接近并实现自己的宏伟奋斗目标。(执笔: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座教授王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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