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个自信”中，道路自信唯有通过文化自信才表现为充分的自觉。没有先进文化的启示，道路选择就会具有盲目性。而制度自信只有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才能拥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充分证明。更不用说，理论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产生与发展，无法脱离厚重的中国本土文化

　　文化自信所包容的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均可处在辩证的统一体中。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伟大实践过程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汇聚在当下中国优秀文化的统一整体中。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普遍性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特殊性和个别性的精神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强调自信，是因为在未来的征途上，由发展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种种复杂性和风险性，会比我们估计的更艰难，会给我们既定战略的实施增加诸多障碍和暗礁，极大地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意志力和自信心。

　　历史给了我们底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为什么是我们，而不是别人？简而言之，历史进步的事实给了中国人“四个自信”的底气。

　　5000年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95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6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历史，我们获得的进步和卓越成就有目共睹。今天的中国，不仅站起来了，而且强大起来了。所有这些变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是在排除障碍、干扰、困难以及危难的情况下坚持“四个自信”获得的。

　　在事关党和国家重大命运的决策关头，最能检测并体现“四个自信”。面对着敌我力量悬殊、有利条件稀缺、思想斗争激烈等严峻态势，正是因为有了“四个自信”，使得我们经受住了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每次都坚持了原则、稳住了阵脚，凭着高度的自信和实干精神，取得了一个个伟大胜利。在此期间，毫不迟疑地战胜了来自国际、国内的攻击和挑战，廓清了一次又一次来自党内外错误思潮的迷雾，粉碎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复杂斗争。

　　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四个自信”，中国走不到今天。特别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短短30多年间走完西方强国300年的发展历程，主要和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我们既有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又有强大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使自信永葆鲜活时代性

　　自信，是主体意志的显现。盲目的自信，直接从情感上升到意志，充满了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而理性的自信，追求“知行合一”的哲学，把认识建立在对客观规律把握的基础上，由实践而推动规律把握，通过真理的撷取并向情感和意志的过渡，将客观必然性与意志坚定性相契合，有助于确保实践的准确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中国共产党人的“四个自信”，始终建立在适时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规律、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基础上。据规律呈现历史，我们可以加深国人对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自信的理解，从而将爱党爱国的情怀变得更加自觉；据规律发展现实，我们可以对照新的发展观来规划建设调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据规律预测未来，我们可以自觉排除通向共产主义现实运动中所有的思想迷雾、错误意识形态的浮云，以及不切实际的理论教条。

　　自信如何克服僵化和滞后，关键在于把自信落实在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中，用实践来检测并发展道路、制度、理论及文化发展的轴心原理，使自信永葆鲜活的时代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就此而言，“四个自信”不是僵死的教条，而应视为不断变革、不断试错、不断前进的历史辩证运动。自信只有在正反经验的体验与变革中，才能始终保持自身的时代性和明晰性。

　　发挥“基因”和“灵魂”功能

　　此次“七一”讲话中，对文化自信特别加以阐释：“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一论断寓意深刻，言近旨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深思。

　　理解文化自信，首先要明晰文化概念。文化的英文是“Culture”，最初含义是指耕耘土地。16世纪开始，人们把文化诠释为对心灵和智力的培养；19世纪初，文化的含义变得更加宽泛，意指整体上的智力文明进步和精神文明发展。文化概念的哲学寓意在于：它是人类追求自由自觉活动的本质显现，也是精神自觉与自信的明证。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的自信。文化的始基意义深刻地体现在：一是，文化可以靠想象力来创造出与人的本能冲动相背离的种种叙事和愿望，以此来反叛大自然的声音。例如，从习俗到刚性制度的形成，并不来自自然的恩赐，而是来自文化的启蒙与辨识。二是，文化可以将对象世界脱离人的感官区域，并使它朝着内心化、持久化的方向运动，使它由单纯的感官对象变为人的认识对象和审美对象。例如，“道路”一旦成为文化反思的对象，就不是一般的经验问题，而是有着深刻地回答“道路”选择的阶级性和地缘政治的关联性问题。三是文化可以引导人类去深思熟虑地期待未来并创造未来，从而结束过去那种动物式单纯享受当下瞬间的生活状态。

　　显然，文化犹如早期人类的“石器”，最终割断了人类的“自为存在”与大自然的“自在存在”的脐带关系；文化犹如“筑路机”，为人类的进化铺设了通往自由自觉精神生活的康庄大道。文化的“基因”和“灵魂”功能，是人类一切存在和活动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在“四个自信”中，道路自信唯有通过文化自信才表现为充分的自觉。没有先进文化的启示，道路选择就会具有盲目性。而制度自信只有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才能拥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充分证明。更不用说，理论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必然结果，先进的指导思想和先进的意识形态理论必然来自先进文化的土壤培育与滋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产生与发展，无法脱离厚重的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和支撑。

　　文化自信是更广泛的自信。文化是人类集聚性群体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生产方式长期积淀而成，是支配个人、群体、阶级和政党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心理导向的精神力量。对执政党来说，有无世界历史进程的眼光，有无引领时代潮流、勇于开拓创新、崇尚科学和法治的精神，有无注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精神等，都取决于其拥有的文化自觉与自信程度。

　　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过程，是文化变迁的过程，其本质是人类实践变革活动的诉求在精神领域的复制与表达。制度的革故鼎新必然伴随精神的吐故纳新——文化的冲突、文化的批判、文化的筛选、文化的辨识。

　　同时，文化自信所表达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既可以是民族的，又可以是政党的；既可以是精英的，又可以是大众的；既可以是传统的，又可以是现代的。文化自信所包容的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均可处在辩证的统一体中。例如，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伟大实践过程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汇聚在当下中国优秀文化的统一整体中。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普遍性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特殊性和个别性的精神标识。

　　文化自信是更深厚的自信。当代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军事战争、货币战争及金融危机等灾难，其最大的缺失是一种更为广阔而又合理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以“欲望驱动世界”的西方文化特质，必然产生“让富人更富”的资本剥削制度和强权称霸的道路。400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他们所谓的现代文化创设逻辑，决定了其道路和制度的不合理性。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创新，需要我们拥有一种更为先进的文化自信：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把文化自信与民富国强的追求加以衔接，使生硬的“丛林竞争”式的市场，变为充满人文精神和人文智慧的博弈空间。（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