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历史何以自信

　　思考党的历史自信需从党的建设的逻辑起点入手。共产党人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共产主义革命传入中国后，信仰的力量使得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延安时期，数以千计的知识青年从上海、重庆等大都市，突破国民政府与日伪的封锁，奔赴延安，那里条件虽苦，却是他们心目中的“赤脚天堂”。可以说，共产党人崇高理想与无私奉献精神铸就的革命实践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历史自信就是对党的行动历程的自信。

　　党的历史自信源于战胜各种困难所取得的历史成就。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日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抗日战争；如毛泽东所言，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用不争的事实证明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发展了国民经济，建成了初具规模、门类齐全的工业化体系，奠定了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历史自信不代表共产党人在历史上不能犯任何错误。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中，更多的时间是敌强我弱的态势，以弱搏强决定了不可能每次战斗都取得胜利。一段时期内，在失败中摸索、蓄积力量可能是革命的常态。同时，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改造乡村社会与政权建设也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在这一过程中，无疑会因经验的不足，而遭遇这样或那样的挫折。检讨挫折生成的原因，正是为了今后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事实上，恰恰是挫折磨砺了共产党人坚强的意志品质，以及自我革命的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以历史自信深化对“四个自信”的研究

　　历史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的前提与基础，二者的关系如同源与流，正是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发展过程中，经过历史的积淀，形成了“四个自信”。

　　从历史自信出发，可以深化对理论生成逻辑起点的研究，深化对理论发展过程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先后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唯有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自信，才能深化对两大理论成果的研究，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历史性飞跃，产生新的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一个逻辑的统一体，这一道路与制度的生成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社会进步的逻辑必然。为此，我们就需要以历史自信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与制度研究，理清道路发展的内在逻辑，厚植制度进步的根基，真正以科学研究成果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所在。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到雷锋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承载着共产党人坚强的意志品质与精神动力。它们与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起，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以历史自信深化文化自信研究，可以揭示文化自信的深厚历史渊源、中国基因和精神血脉，展示文化自信的丰富内涵，夯实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

　　综上所述，“四个自信”是立基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产物，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惟有在历史自信中才能厘清“四个自信”的独特内涵。正是在此意义上，2013年8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以历史自信助力改革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以极其简陋的武器装备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并在抗美援朝中战胜了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对手。早在1945年6月11日，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毛泽东提出，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有了革命的勇气与信心，就有了战胜困难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恰是今天推进改革开放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向纵深发展所需要的一种精神动力。同时，这也是制度进步的内在活力。

　　共产党人树立历史自信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砥砺前行。革命与治理虽然是中国共产党需要面对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任务，但解决问题的方式与方法常常具有历史的一贯性；不论是战胜困难的成功经验，还是遭遇挫折的失败教训，无疑都具有方法论的借鉴意义。更为重要的是，革命与治理都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中，而革命与治理主体的一致性，也使得从传统中汲取国家治理与创新的动力资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作者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