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重新定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中国现阶段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奠定了中国发展的现实基础。

　　一方面，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在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轨道上快速前进，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实现了大规模减贫，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社会条件，人民逐步过上了富足的物质生活，实现了总体小康。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文化素养等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需要更为强烈——不仅包括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层面的需要，同时也包括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盼望获得更为全面的发展。

　　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进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国民经济结构存在改善空间，各个地域之间、阶层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未能完全满足。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高度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引领革命、建设和改革工作，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社会矛盾。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抓住主要矛盾的重要思想，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上揭示了抓住主要矛盾的实践意义。自此，关注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规范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正是基于正确地认识和分析了主要矛盾的性质和发展趋势，我们党把工作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起“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将中国带入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轨道。

　　不断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是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解决中国现实的发展问题，需要站在我国发展不同的历史方位与时俱进地进行审视。从总体性出发，确定主要矛盾的前提是在总体上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状况，并深入了解作为发展主体的人民群众的需求与向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社会发展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社会生产力由落后状态转变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态，同时，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在领域上扩展、在质量上升级，由此出现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确立、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矛盾理论，为新时代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了基本遵循，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对我国社会矛盾运动变化规律的准确把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

深刻认识新旧主要矛盾的重大区别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主要矛盾的把握和判断，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点。其一，新旧主要矛盾均坚持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从思想理论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二者都是从总体上对时代发展状况、社会历史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的科学论断。其二，新旧主要矛盾都统一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回答了应当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时俱进的行动指南。其三，新旧主要矛盾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切发展最终都是为了人民，都要让人民来评判，这是由共产党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服务的价值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肩负着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走向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人民利益始终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向党和国家提出了新的要求，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

　　首先，新矛盾和旧矛盾所处的历史方位不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提出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刚刚起步之时，新的主要矛盾的提出是在改革开放近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的历史方位之上。

　　其次，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不同。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意味着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在总体上不再落后，转而呈现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态：一方面，发展不平衡体现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等方面，未能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另一方面，发展不充分既体现为物质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不是很高，也体现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精神文化发展的不充分、公共服务发展的不充分以及社会权益发展的不充分。

　　再次，新的主要矛盾的提出更加注重人的有尊严的生活需要。新的主要矛盾的提出是基于不断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的人民需要所作出的判断，更加具体、全面地设立了新的发展目标，使发展的目标从维系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品质拓展为实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愿望与向往，指向于使人民拥有全方位的获得感。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实践要求

　　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多层次、多领域的系统工程，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调整升级，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发展的整体转型升级，迎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在经济发展领域，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变化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已从重“量”、重“速”的发展阶段进入到重“质”的发展阶段，更加重视人民的获得感。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与新发展理念的全面贯彻释放了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然而在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就产业结构而言，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居民对于高质量消费品的需求未能充分满足，诸如“海淘”热、境外抢购热等现象显现出我国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平衡。经济情况最终取决于产业发展情况，产业的技术含量越高，能够提供给人民的物质产品越优质。因此，在现阶段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全球竞争中依靠技术，而不是资源投入、劳动投入来取胜，大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在文化领域，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广泛弘扬，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但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和传统习俗等因素的限制，一些地区存在着文化封闭、价值观相对落后等文化匮乏现象。需知地域间精神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既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致的后果，又是进一步拉开地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次生原因。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应当进一步开展文化扶贫工作，保障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尊重文化发展规律，促进贫困地区、乡村地区公共文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使人民群众从城市到乡村都能均等地享有丰富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远离落后的、庸俗的文化糟粕，拥有高格调的精神生活。

　　在社会领域，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已有逾七亿人脱离了贫困，发展目标由先富带动后富升级为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民生短板也由温饱问题向生活质量问题转变。同时，通过健全低保制度、实施医疗救助扶持、减免义务教育学杂费等政策措施，国民社会权利的边界不断拓展，摆脱贫穷不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成为了国家保障下的集体选择。然而，一些民生方面的短板，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服务，尤其是在公共服务层面，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还比较明显。

　　故而当我们着力化解不均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之时，必须不断增强国家的社会职能，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依靠国家的政治力量更好地保障公众的社会权利，以制度公平促进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权利平等，在教育、社保、住房等方面尽力消除来自户籍、身份、地域等方面的歧视和排斥，使每个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美好生活，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体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解决，将引领人民生活走向更美好更公平的新时代，朝向人人获得全面发展的光明前景前进。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