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国家治理模式，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的思想

　　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以便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搞好生产、运输和社会管理工作。”这一思想后来一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指导方针，也是我国坚持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1954年，周恩来根据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结合二战后国际关系新特点，同亚洲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起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之成为处理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在解决香港回归、海峡两岸统一问题时，邓小平对和平共处原则进行了大胆探索和运用。他指出：“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一国两制”这种全新的政治制度安排，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中找不到，在其他国家的实践中也没有过，既解决了两个不同政治制度和政治实体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又有利于促进民族和国家的统一，是和平共处原则在处理国家统一问题上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香港回归23年、澳门回归21年的历史充分表明，“一国两制”是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确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

　　“一国两制”，“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要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结合起来，根据新的实践和需要完善特别行政区的相关制度和机制。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并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这是依法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各项权力的具体体现，是依法治港、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具体体现，合情合理合法、势在必行，必将为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提供有力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

　　（九）提出实行包括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创造性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等基本要素，是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部分，对经济制度属性和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探索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上，取得过重大成就，也经历过曲折，形成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后来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新要求的经济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了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变，实现了从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向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转变，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强了社会活力。

　　在实践探索和实践检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和政策导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新概括，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所有这些，都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丰富发展，也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为显著的理论创新。

　　（十）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制度，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思想

　　无产阶级运动必须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教训时特别指出：为了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需要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并发挥党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掌握国家政权。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运用于国家政权建设，提出党要领导国家，党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贯彻自己的决定，充分发挥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权。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卫国战争的胜利，根本上都是因为有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苏联后来发生剧变和解体，则是因为苏联共产党放弃了对国家的领导，教训十分惨痛。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关键在于能够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当仁不让地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重任，提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正确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对革命根据地的工农苏维埃政权、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等实行坚强领导。新中国成立后，党成为执政党，党的政治、思想、组织等领导融入国家制度，体现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同时毫不动摇地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形成一整套坚持党的领导的制度规范和工作机制，并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出更加强大的生机活力。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时，把党的领导作为一个最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也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任何时候都始终高度重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都能够有力有效地实施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作用发挥到了极致。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党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中国大地、务实管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的成功实践再次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随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继续波澜壮阔地展开，这一制度必将进一步展示出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也必将以新的创新成果不断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