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工业经济正走向一个速度趋缓、结构趋优的新常态

　　自2010年1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比增速达19.7%后，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回落，到2014年前3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降至8.5%.无论是从工业投资看，还是从消费、出口等方面看，增速回落都是一个共同的趋势。但与此同时，结构性优化的特征也日趋明显，从工业投资看，制造业投资增长远高于采矿业投资增长，制造业内部高科技行业投资增长较快、而传统制造业行业投资增速下滑，工业技术改造投资保持高速增长；从消费看，消费结构加快升级，表现为农村消费继续快速增长、城乡消费差距呈现缩小态势，中西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快于东部地区、区域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方式呈现多样化趋势、信息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增长较快；从进出口看，贸易结构不断优化，表现为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远高于全部工业品出口增长，加工贸易出口额比重不断下降，贸易主体日益多元化，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逐步提升，中西部出口明显增快，进出口市场分布日趋多元。

　　从工业产业内部结构变化看，高加工度化趋势明显，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工业中的原材料行业、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中，装备制造业增长迅速，居三大行业之首。近年高技术产业增速一直高于工业平均增速，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制药、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发展尤为迅速；从东中西部工业区域结构看，2005年以来总体上维持“东慢西快”的格局，虽然2010年以后各地区工业增速普遍出现下降，但2011年、2012年和2013年西部工业增速仍比东部分别高出9.7、4.8和1.6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在原煤、天然气、电力等能源工业品一直占有优势，近年微型计算机、集成电路等高技术产品也有不俗表现，表明中西部地区工业结构也在不断升级；从企业微观主体表现看，随着工业增速逐渐放缓，企业经济效益指标增幅总体有所回落。但2013年后，工业企业盈利能力逐步趋稳，尤其是近年来工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不仅研发投入和科技产出数量大幅提高，而且一些重点领域先进和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

　　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的过程，也正是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的阶段，必须高度重视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三方面挑战

　　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下降，为什么不是一个周期性的短期下降，将来会“V”型反弹，而是步入一个中高速的“新常态”，理论界给出的基本判断是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了。工业化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可划分为工业化前期、中期和后期，每个阶段转换都伴随着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变化。各国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化中期相比，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在中期依靠高投资、重化工业主导发展而支撑的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潜在经济增长率会自然回落。我们的长期跟踪评价表明，2010年以后中国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将会出现一些重大的挑战和风险，当前必须高度重视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新工业革命三大挑战。

　　当前产能过剩问题的性质和特征与以往不同，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挑战严重性也不同寻常。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本次产能过剩涉及领域更广、程度更严重。从范围看，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扩大到造船、汽车、机械、电解铝等领域，甚至扩展到光伏、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新兴战略性产业。从程度看，从2012年3月起至2014年10月，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连续32个月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当前工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长期维持高库存以及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二是由于我国已是名副其实的工业经济大国，有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许多产业年度需求峰值已经达到，很多行业的产能过剩试图通过长期需求逐步消化掉已几无可能。三是当前的产能过剩是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低成本工业化战略急需转型以及我国体制改革不到位等矛盾的集中体现，化解产能过剩不仅是与产业重组、雾霾治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紧密相关的综合治理工作，而且是和深化政府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与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

　　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所以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挑战，因为这个任务绝非是一蹴而就的。如果说在工业化初中期，中国从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的产业升级主要是通过“要素驱动战略”实现，那么在工业化后期，中国要实现从工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强国和服务业大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更需要“创新驱动战略”。“要素驱动战略”强调通过投资、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低成本的大量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而“创新驱动战略”则强调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更具挑战性的是，我国政府习以为常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抓手——产业政策，其有效操作空间将相对有限。一方面，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后期不同国家产业演进路径具有差异性，这意味着产业政策操作的目标并不十分明朗和单纯；另一方面，需要重新科学甄选产业政策的具体工具和措施，原有的许多产业政策工具，如直接补贴，将更多地受限，直接“赶超”型产业政策的意义逐步衰减，产业政策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加强物质性、社会性和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工业化后期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叠加了，这使得中国工业化进程又增加了一些“变数”。以重振制造业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制造业产值比例，而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来提升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业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能力，这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第三次工业革命”加速推进了先进制造技术的应用，必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在工业总投入中的比重，我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可能会加速弱化。同时，发达工业国家既可以通过发展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柔性制造系统等现代装备制造业控制新的产业制高点，又可以通过运用现代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装备传统产业来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发达工业国家重塑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优势提供了机遇，那些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向发达国家回溯，导致制造业重心再次向发达国家偏移，传统“雁阵理论”所预言的后发国家产业赶超路径就有可能被封堵。

　　面对新挑战，需要转换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寻求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的新动力

　　面对工业化后期的各种新挑战，能否稳步进入工业经济“新常态”，关键要防止两方面风险，一是工业经济增长“失速风险”，也就是工业增速不断下滑，滑出可接受的底线，从而诱发经济危机；二是工业经济结构“失衡风险”，工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挑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和应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难以实现，环境与资源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得不到有效提升，工业发展方式不能转变，最终会影响到工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当前工业增长动力趋弱的情况下，要避免这两种风险，关键是能否通过转换工业增长动力机制来增强工业增长的新动力。

　　在工业化后期，工业增长的动力可归结为两大方面，一是工业化自身演进过程中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而产生的供给推动力；二是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城市发展而产生的需求拉动力。在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驱动乏力的情况下，更为根本的动力来自创新。这种创新不仅包括一般意义的技术创新，还包括改革开放意义的制度创新。考虑到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不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体制机制约束，因此未来我国工业增长的“源”动力更大程度上表现为制度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对完善创新生态系统、转换工业增长动力机制具有重大意义。一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充分激发了各类所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强化了中国工业创新发展动力机制；二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要素市场，能够极大地完善工业发展环境；三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制度改革，能形成有效的产业政策体系和合理的税收负担；四是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有利于形成我国工业发展重要拉动力；五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可以倒逼我国工业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六是推进教育、科研等社会事业领域的改革创新，能够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七是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可促进工业增长和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之，步入新常态的工业发展战略是，全面深化改革，转换工业增长动力机制，以创新驱动战略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进程，达到中高速增长、结构优化的经济新常态。（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