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独特的文化能塑造一个城市特有的精神。通过对郑州商贸业历史的追溯，可以发现其中特有的商业精神。纵观作为中国八大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的郑州城市发展，可谓因“商”而立，因“商”而荣。商贸文化已成为郑州城市发展、繁荣的基因和灵魂，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建设世界商都的文化底蕴所在。正如陶善耕先生所言：“郑州城市文化名片的印记虽然有多种选择，而‘商’理当定为首选。”

　　一、重商亲商

　　从郑州发展经历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可以看到重商亲商已成为当时兴国强国的主要理念。《管子》记载夏桀将猛虎放入集市以观察人们惊恐失措的样子，对日常商贸活动进行践踏。身居郑亳的商汤却反其道而行，十分重视对商贸业的保护。他始终坚持 “耕市不惊”，从而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逸周书》记载正在集市的民众听说商汤已进攻到了夏朝都城之外便将货物弃置一旁，纷纷扶老携幼前去投奔，致使都城空虚。从上述记载，可见当时统治者对商贸业的态度已影响了人心的向背。

　　商汤还十分善于运用商贸策略积累实力，克敌制胜。据《管子》记载，夏桀骄奢淫逸，仅女乐就有三万人，而且“无不服文绣衣裳”。为了削弱夏朝的力量，商汤采用伊尹的计谋，让部族的妇女日夜赶制“文绣”，用来换取夏人的粮食。后来，由于伊、洛河干涸，农作物绝收，粮食缺乏，民众饿死甚多，以致民怨沸腾。商汤乘机向夏王朝发起进攻，最终夺去了政权。而先祖所形成的重商、亲商理念在商族也得到了很好地传承。考古发掘出的许多商代祭祖青铜器上都刻铸有表现家族从事商贸活动的族徽，充分显示出以经商为荣。

　　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始终坚守重商亲商的国策。《左传》记载了郑国执政子产以“盟誓”为由婉拒晋韩宣子索玉之求的故事。据此可见，郑桓公在新郑建国之始便与商人订立了盟誓，充分体现了对商人的重视和对商人利益的保护，其后代将此盟誓作为基本国策一以贯之。史载子产“为相二年，市不豫贾”，表明了不干涉商人正当经营活动的为政理念。“弦高犒秦师”故事中弦高可假借国君名义进行外交活动，也表明春秋时郑国商人的地位的确很高。正是重商亲商的良好环境，极大促进了郑国商贸业的繁荣，从“郑人买履”、“买椟还珠”等成语故事便可见一斑。

　　子产因积极实行重商亲商的政策，受到广大商人的爱戴，史载“子产没，商贾哭于市，哭子产者如丧父母”。据传，横贯郑州市区的金水河便是当时的商贾百姓为纪念子产而命名，这也是郑国实行重商亲商国策的有力见证。

　　二、开放交流

　　在商代，郑州作为都城就有若干条通向四周的交通干道，不仅有通往徐淮地区的陆上通道，还有便利的水上运输。李民先生认为，若依夏末商初之丰富水源而论，荥（古荥泽）、播（圃田泽）、河（黄河）、济（济水）当时应是相通的，并与流经郑州商城附近的索须等河相通。水陆交通的通畅说明当时郑州亳都的商贸已经通达四面八方。在郑州与其周边地区先后出土的大量鲸鱼甲、海贝、玉石、绿松石、铜和锡等产自不同地区的物品，许多便是当时商人广泛开展商贸往来，加强对外交流的实物佐证。

　　而从流传至今的关于“买椟还珠”、“晋人买玉”、“弦高犒师”等典故也说明了春秋战国时期郑国与楚国、晋国、洛邑都已有了密切的商贸往来和交流。从《左传》的记载可知，商贸活动中的常用语“东道主”、“宾至如归”等便源于郑国。这些用语充分体现出郑州商贸文化中开放交流的精神内涵。

　　三、敢为人先

　　自古以来，郑州商贸业发展的过程始终体现着善于创新，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黄帝发明改进了交通运输工具，创设了度量衡制度。《豫商发展史》认为，郑州西山古城遗址应该是黄帝时代的“祝融修市的古城”。据考证，夏王禹居于阳城（今登封市），后世夏王启和少康定都于新密市的新砦古城，太康、羿、桀定都于巩义市附近的斟鄩。据张天恩、千家驹等学者的观点，货币最早出现于夏代。

　　商代早期，商人先祖最早通过“作乘马，作服牛”变革了运输方式，使远距离物品交换、商贸往来成为可能。

　　春秋战国时期，郑国执政子产通过铸刑鼎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成为最早的商业诉讼条例，并坚持执行中国第一部保护商人利益的法典——《质誓》。而出生于颍上（今登封市）的管仲，担任齐相后首先制定了“官山海”的盐铁专卖制度，并通过实行“使关市饥而不征”的免税政策，“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的价格策略，使“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二七商战中，郑州人敢为天下先，最早整合了以价格、公关、服务、环境等为手段的综合营销策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经营服务理念，从而推动了我国商业经营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使中国商贸业发展史铭刻下郑州的印记。

　　四、厚德尚义

　　“厚德尚义”可以概括郑州商贸文化基本的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战国时期，弦高从国家的安危出发，宁肯牺牲自己的利益，且不求回报，成为商人爱国重义的典范。唐代诗人吴筠赞曰：“卓哉玄高子，商隐独标奇。效谋全郑国，矫命犒秦师。赏神义不受，存公灭其私。虚心贵无名，远迹居九夷。”

　　郑国像弦高一样有义举的商人不止一个。《中国商业史》有言“郑之商贾，通货鬻财，而能知国家大计，富于爱国之心者，以弦高为最著……当时列国无不有郑商踪迹，而其商人皆富于爱国之心。”

　　及至后世，这种厚德尚义的精神仍得以发扬。清代康百万家族便有许多仁义之举。康应魁75岁生日那天，当众烧掉了族人和乡亲欠债的账目，体现了商人的宽大和包容。康家捐资修建黄河大堤、建学堂、赈济灾民，被清廷称作“德泽齐鲁”、“义赒仁里”，在百姓中赢得了“康善人”的美誉。始建于1905年的郑州第一条商业街——德化街的建立也充分体现出“德化育人”的深刻内涵。此外，建于1933年的熊耳德济桥，就是当年郑州的商贾为方便民众而共同捐资修建。上述的事迹无不体现出郑州商贸文化中厚德尚义的独特内涵。（作者单位：郑州市城中村改造工作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