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三个层面，层层递进，从认识上到位，到观念上适应，最后到实现发展中引领，逻辑上非常清晰。为此，中央强调“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并在部署2015年的工作时，要求“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由此可见，“转方式调结构”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这样的判断，与我国当前所处的经济阶段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结果，我国的人均GDP已经接近7000美元，面临着“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要跳过这个“陷阱”，转方式调结构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和目标。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从中国过去的发展经验来看，投资和劳动力（人口红利）是其主要“动力”，劳动和资源密集型是其主要产业发展模式，然而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都需要调整，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顺利跳过“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梳理、总结中国近邻韩日的成功经验会发现，制造业的成功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如韩国20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进入八九十年代，面对国际竞争主动求变，将发展方向从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经济转向创新经济。换言之，转型升级的关键是依靠创新驱动，用质量引领，最终完成提质升级之路。

　　用质量引领转方式调结构，首要的就是需要完成“中国制造”从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让“中国制造”升级为“优质制造”。事实上，正是依靠质量，日本制造和韩国制造实现了自身的转型升级，成为全球高端制造和中端制造的代表。中国制造同样需要完成质量提升之路，实现产品和服务质量“双提升”，做到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双满意”，实现整体质量的提升。

　　用质量引领转方式调结构，还需要坚持走“质量强国，效益兴邦”之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上世纪50年代的德国和60年代的日本，都是通过“质量强国”战略一举越过中等发达国家陷阱，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列。中国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历史选择，必须坚持质量强国建设。

　　用质量引领转方式调结构，更重要的是深化改革，优化制度设计，使质量创新成为新引擎。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分析，“高收入之墙”实质上是“制度质量之墙”。因此，必须深化改革，一方面，将传统的投资和劳动力拉动变为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另一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以改革促进质量提升。

　　21世纪是质量的世纪，对于“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而言，抓住质量这个最大的“战略”，将会是其一直向前的强劲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