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区、开发区、产业园区和自贸区等经济功能区承载着广东经济发展的希望和未来，必须从多方面入手推动这些最具发展潜力区域迅速成长

　　新区、开发区、产业园区和自贸区等经济功能区的开发开放在广东区域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经济功能区既是广东稳增长、保就业的生力军，又是调结构、促改革的引领者；既对当前广东经济发展产生即期的增量扩张效应，又将对全省优化经济空间布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共同承载着广东经济发展的希望和未来。适应新常态，需要更好地促进经济功能区的开发开放，推动这些最具发展潜力区域的迅速成长。为此，必须从多方面入手，以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量扩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缓解资源环境约束，促进和引领区域创新，推动广东经济的整体转型升级。

　　适应要素供给新常态，缓解经济功能区的要素供给不足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资源要素供给条件的变化。劳动力供给由“无限供给”变为“常态性紧缺”，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一种恒常状态；土地供应由制度性约束的“紧缺”进一步向制度性、资源性并存的“稀缺”转变，土地供应成本上升成为一种必然。这两个关键性要素供给条件的变化，意味着经济功能区的开发开放，不能再沿袭过去的开发模式，而应更多地挖掘潜力，保障人力资源和土地供给。一方面，要强化人力资源供给，更多地采取定向、订单式的人力资源组织方式，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保证新区、开发区、自贸区和产业园区等经济功能区的劳动力和人才供给。同时，在生产技术路线上，要引导和鼓励企业更多地采用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设备，更多地采用机器人技术，缓解和替代劳动力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要制定政策和措施，合理提高容积率和建筑密度，鼓励企业之间建设用地的流转，通过土地和资产的优化组合，挖掘土地开发的潜力；强化新开发土地的论证，加强对土地开发的事中和事后监管，提高土地利用的节约集约水平。

　　适应消费和投资新常态，引导好经济功能区的社会投资

　　消费和投资是相互联系的两个环节，投资必须适应消费变化的新趋向。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的新常态下，经济功能区投资引导和规范就显得尤为迫切。为此，应更多地鼓励社会资金投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领域，推动经济功能区与外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更多地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实体经济领域，减少对房地产开发的依赖，警惕经济功能区的“楼盘化”倾向。促进经济功能区形成新的有效益、有质量的生产能力。同时，政府要进一步强化对功能区范围内公共品的资源投入，加大对文化、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力度，形成良好设施配套，营造一流的投资和消费环境。

　　适应结构调整的新常态，引导经济功能区转型升级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化解过剩产能，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促进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发展，推动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结构调整必须适应产业发展的新趋向，努力克服部分经济功能区房地产份额过大、生产性功能不足、产能过剩等问题，促进经济结构深刻调整，实现经济结构全面优化升级。经济功能区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引领区域，应发挥更加突出的结构调整带动作用。尤其在新兴产业培育、绿色低碳发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等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中枢作用。努力使经济功能区在生物技术、新能源、通信设备和装备制造等领域，形成更多的新技术、新业态、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发挥现代服务业的润滑和催化功能，促进金融业、批发采购、电子商务、研发设计等产业及产业链条的延伸发展。

　　突出创新驱动，形成功能区开发开放的新优势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总体上已经进入到创新驱动阶段。经济功能区是区域开发开放的领头羊，应更好地发挥经济功能区的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的耦合作用，在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方面实现新的突破。为此，要抓住广东自贸区将获批的机遇，进一步创新和复制国内先进开发区、产业园区、新区、自贸区等功能区的经验，形成若干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功能区创新体系。在科技创新上，应更多地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制定更多精准、及时、适度的创新政策，提高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在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方面，要以改革和法治为导向，促进功能区的开发开放，强化功能区的法治化、制度化建设，将各个功能区的发展规划纳入到法治化轨道，制定功能区的开发开放条例，将土地利用、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发展等规划纳入到法定进程之中，促进功能区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