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经济呈现出的新常态有一系列重要讲话。研究新常态的目的，是要寻求新常态下新的发展思路，主动适应新常态，实现经济发展的新突破。

　　一、经济增长速度新常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常态是高速增长，1979年-2010年GDP增长率平均9.9%.2011年的速度仍为9.2%，但2012年降为7.7%，2013年也是7.7%，2014年预计为7.4%左右。从长期看，这种“七上八下”的中高速增长速度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新常态。

　　应当说，转到中高速增长是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的阶段性特征。我国GDP总量达到世界第二，GDP基数扩大后不可能长久保持原来水平的高速增长。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同过去低收入阶段最大区别是发展目标更为广泛，不只是单一的经济增长目标。资源不能都用于增长，还需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环境治理等方面，速度下调是必要的。

　　转向中高速的另一个说明因素是发展动力问题。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时主要是供给推动增长，资源供给较为宽松，劳动力供给也充分，也可能有高储蓄来支持高投资。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供给推动力明显衰退：人口红利正在消退，资源环境供给趋紧，而新的发展动力如需求拉动尚未充分作用，这样速度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既然把中高速增长看做是带有规律性的新常态，就有一个主动适应新常态的要求，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现实增长率要适合潜在增长率。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国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现阶段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经济结构，技术基础和资源的可持续供给。我国现在的潜在增长率即中高速增长率。研究潜在增长率的意义在于：一不盲目追求高于潜在增长率的速度，二是现实增长率要使潜在增长率充分释放。

　　二是现实增长率处于宏观经济合理区间。所谓合理区间，即增长率处于上限和下限的可控区间内，也就是人民群众可承受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增长率的上限，即通货膨胀的下限，增长率的下限决定因素有两个：一是居民收入水平，二是失业率的上限。需要指出，中高速是全国的平均速度，不排除先行地区高于中高速。

　　三是中高速的新常态需要相关的新常态支撑。原因是中高速的增长需要可持续，且速度调到中高速是要为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留出空间。按此要求需要三个方面的新常态支撑，即发展战略新常态、宏观调控新常态和发展动力常态。这意味着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是个系统，没有其他方面的新常态的支撑，中高速增长一不能持续，二不会有质量。

　　二、发展战略新常态

　　与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相适应的发展战略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再平衡战略，二是创新驱动战略。就产业结构来说，现有的产业结构还是低收入发展阶段与高速增长的常态相平衡的结构。其特征是高产值、低附加值；高消耗、高污染。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暴露出来的问题，一是资源环境的供给不可持续，二是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更高的需求。因此需要产业结构同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的再平衡。这种再平衡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凤凰涅槃，下决心淘汰过剩产能、污染产能和落后产能；二是腾笼换鸟。现在在苏南这类最早工业化地区，有限的土地等资源都被传统产业布满了，要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就需要腾出空间使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要有更快的增长。发展战略新常态的另一个表现是由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低收入阶段增长的驱动力靠的是物质资源投入，即使有创新主要还是模仿创新。现在要转向创新驱动涉及几个转变：一是由模仿创新转向自主创新；二是由跟随创新转向引领创新，与发达国家进入同一创新起跑线，占领制高点；三是由技术创新转向科技创新，以科学发现为源头，市场为导向，产学研协同创新。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标志包括：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创新要素的高度集聚，提高研究与开发费用占比重。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的结合点是产业创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创新要实，更多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产业创新既需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又要推进高科技产业化。前瞻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产业创新的重要方向，但要理性选择，要分析产业需求是来自国内还是国际，当前还是未来，要研究其对经济的拉动力，以及要素供给条件，特别是要处理好与现有产业创新的关系。

　　三、宏观调控新常态

　　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建立在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上，因此宏观调控的新常态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所谓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指的是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配置资源。这种资源配置与过去的市场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最大区别是，不再存在两个层次的调节，市场不再是在政府调节下发挥作用，而是自主地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的调控不是直接调控市场机制和市场行为，而是调控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价格总水平、就业总水平和利率总水平。在此背景下各个地区要从市场获得更多的资源，最为重要的是建立有效的获取市场资源的通道，尤其是完善的市场体系。

　　宏观调控的新常态与宏观经济合理区间相关，在合理区间范围内政府不随意出手调控，如果确有需要只是采取定向的微刺激。其目的是为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给市场更大的调节空间，宏观调控手段不再成为推动增长的手段，从而使企业唯一根据市场信号实现增长。这就区别于过去的紧缩和刺激的强调节。我国的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是合乎规律的调整，相应的宏观经济合理区间会使速度的上升和下调有一定的幅度，也就有个主动适应问题。就像现在的增长速度离下限较近，可能出现风险是债务风险、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就业率下降等。这意味着主动适应新常态需要有风险意识，建立起有效的防范和规避风险的机制。

　　四、经济发展动力新常态

　　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可以归结为：供给推动力+国际市场需求。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增长之谜的一种解释。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上述动力已发挥到极致，现在供给推动力明显减退，外需也拉不动足够规模的经济增长。因此今后的发展动力需要转换，形成需求拉动+国际资源的新动力。

　　所谓需求拉动重点在扩大内需拉动，尤其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协调拉动，特别需要重视民生改善所产生的动力。研究需求拉动的三驾马车，可以发现各自的作用是不均衡的。针对需求拉动力长期不足的问题，需要改变在低收入国家阶段实行的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突出消费的拉动作用。

　　就培育消费力来说，国家明确的GDP翻番和人均收入倍增目标并列是一个重要方面，但还需要落实民生改善，尤其是低收入者的民生改善。生产大国成为消费大国就会形成强大的发展动力，为此需要发展消费经济，拓展包括互联网购物之类的新型消费业态，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突出消费拉动需要克服一个误区，即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指的是替代投资拉动。实际上两者不能对立。虽然在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同投资需求确实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但两者都有最低限度。而且，两者一有互补性，为达到一定的速度，消费上不去，投资补上；二可配合，投资可配合消费拉动。在过去的常态中投资拉动是拉动供给要素，属于供给推动增长。在现在的常态中，改善民生的消费需求仍然需要投资拉动，这是服从于消费拉动的投资拉动。尤其是当前，消费一时起不来，就需要动员投资。投资机会，路在脚下，如：环境治理，与民生相关基础设施项目等。发展动力离不开对外开放。但在新常态下开放战略需要调整。目标是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利用开放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其路径就是如上海自贸区试验所推进的国际要素的流动。在开放中更多获取国际资源，尤其是创新要素；出口由数量转向质量和效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