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迹象表明，我国正向着“大众高消费”的新阶段发展——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和德国等，在历经长期高速增长，人均收入达到1.1万国际元时，普遍出现了经济回落。近年来我国人均收入已接近这一水平，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我国经济回落的历史时点正悄然降临。一般来讲，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结构紧密相连，经济学家钱纳里在对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史研究后曾指出，工业比重上升期往往也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高投资则是高增长的主要源泉，发展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纵观我国以往经济增长，投资拉动特征显著，近5年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约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0%，制造业的不少投资也与这两项相关。然而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基础设施在不断完善，一些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房地产行业受长期需求影响投资峰值也日益临近，制造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投资触顶回落难以避免。这一系列迹象表明，我国基本走完了罗斯托起飞模型中的“成熟社会”阶段，正向着“大众高消费”的新阶段发展。

　　适应新常态，要平衡好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当前我国经济回落，投资边际效率不断走低，表明我国以往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新拐点，今后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质量，特别要在提高供给质量上多做文章。一是要重视对人口的教育和培训，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抵消我国跨过刘易斯拐点后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二是要深入调整优化经济结构，降低资源错配程度，继续获取资源再配置收益，进一步释放全要素生产率潜力；三是要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及研发人员的技术产出率，在稳增长的同时，加快由技术追赶向自主创新的过渡，提高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而，重视供给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性，决定了我国在投资方面仍有较大空间。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城镇化引致的公共服务、城市群之间的互联互通等都有较大的投资需求，关键是如何运用好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加快构建以地方债和政策性金融体系为核心的新型投融资体制，在风险可控、效率提升前提下促进投资增长。

　　发展新常态，要积极谋划经济增长新动力。经济回落不代表经济增长会自行稳定在“七上八下”的增长区间。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高增长结束后，由于经济体制、发展战略、收入分配等原因，经济结构未能成功转换，那么这种经济回落就不属于自然回落，而是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止步于大众高消费阶段；相反，如能转换成功，则开启了经济增长新空间，关键在于能否找到新的增长动力。长期以来，受“挤压式”经济增长模式影响，我国居民收入未能与GDP实现同步增长，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继而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而另一方面，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工业企业产能综合利用率2013年末已低于80%，今年一季度进一步降为78.3%，有的行业甚至低于70%，出现了较大范围的产能过剩。因此，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加速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缩短“去产能”、“去杠杆”进程，把消费打造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目标、新动力。

　　总之，新常态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主动适应形势、宏观调控主动出击、结构调整顺势而为的结果，它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更高层次和阶段。只要我们正确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谋划新常态，我国必将实现发展阶段的顺利转换，经济社会发展将频现新亮点，再创新辉煌。（作者单位：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