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认识的新的“阶段论”

　　正确把握我国事物发展所处的阶段，是党和国家争取各项事业胜利的重要前提，也是历史反复证明的重要经验。例如，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在对敌我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驳斥了“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战争分为三个阶段，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的重大论断，对统一思想认识，制定抗战阶段性战略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又如，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事关全局的基本国情，为党后来制定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找到了根本依据。目前，从大的发展阶段看，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正如持久战中的三个阶段间会发生转换，在我国经济发展大阶段中的小阶段已经变化。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当前正在进入一个不同以往的新阶段。

　　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高度概括。正确认识新常态的阶段性，关键是要理解好“新”和“常”的阶段特征。新常态，首先强调的是“新”，突出不同以往。与过去30多年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动力、需求特征、供给条件、风险状况、竞争环境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都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深刻变化。新的变化和新的条件，决定了做好各项经济工作需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因为新，则求变。新常态中的“常”，强调的是当前的新特征要持续一段时间，具有阶段性特点，突出这一时期，经济动力、结构都会加快调整变化。而结构调整的本质是资源要素的重新组合利用，资产重组调整再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是旧平衡被打破和新平衡重建的过程。因此，所谓“常态”，突出的是新时期“变”和“动”的常态化，动力转换、结构升级、风险释放都将是新的常态。运动才是事物存在的常态，新常态并非简单字面上的新的稳定态、新的均衡态。更何况什么是均衡态，什么条件才能实现，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争议很大。新常态虽在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被系统阐述，但其并非仅仅对中国经济的年度性判断，预计将指导和贯穿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期的经济发展。把握好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新阶段，是做好各项经济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新常态”与“三期叠加”阶段是包含关系而非承启关系。在分析当前阶段特征时，中央在提出三期叠加的判断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些困惑。部分人将新常态理解为一种相对较长时期的稳定态或均衡态，进而认为三期叠加是经济发展由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的过渡状态。也就是说，当三期叠加结束后，经济发展才会进入新常态，故而误将三期叠加阶段与新常态阶段理解为两个前后承启的不同阶段。在我看来，二者都是对经济新阶段性特点的描述。三期叠加，更注重从挑战、负面因素刻画，速度放缓、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都需要付出代价，突出的更多是风险和挑战；而新常态，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和全面，并突出了对正面因素的阐述，在强调风险的同时，更强调潜力和机遇。三期叠加本身就是新常态的表现特征，将来三期叠加的某些特征可能调整弱化，新常态可能还会有其他新的趋势或特征出现。所以，新常态是一个更全面和动态的判断，是基于三期叠加判断基础上更高层次的总结。在时间上，三期叠加时期属于新常态时期，二者目前并行，新常态未来持续的时间可能更长。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水平的必经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速正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要素驱动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新常态自然有新挑战，但更要看到其蕴藏着新机遇。改革不会总是欢欢喜喜的，要付出必要的代价，有的人利益会受到损失，但大多数人会因改革而受益。经济结构调整难免阵痛，难免会有企业被淘汰，会有职工失去工作岗位，但调整成功了就会提升资产质量，提升产业结构，并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和更大的价值。一些传统产业需求虽然饱和了，面临转产调整，但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供给创造需求的空间无限巨大。国际上对我们的出口需求增长虽放缓了，但我们利用装备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资金输出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迎来了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历史机遇，我国产业、品牌、资金和人才走出去潜力无限。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表面看会增加成本，但满足人民越来越迫切的生态产品需求，走低碳、绿色发展道路，环保技术、新能源等领域则会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必须看到，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是成长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