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张 宇

　　编者按 西方经济学有其合理有用的一面，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借鉴。但是，对于西方经济学绝不能照抄照搬，盲目崇拜，更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科学的理论。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西方理论和经验的危害，不仅在于它脱离中国的实际，无法解答中国的问题，更在于它会使我们成为某些错误思想的附庸和奴隶，丧失思想理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甚至会把西方国家的特殊经验、特殊利益和意识形态当作所谓的“普世价值”推广甚至强加于中国。

　　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格，根据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创新。

　　首先，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要注意以下几点：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必须坚持，如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等，背离了这些理论，就等于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２、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的一些观点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被忽略或简单化了，如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重建个人所有制”等，对于这些观点要正本清源。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中有一些与当前现实不符的具体观点，应当实事求是地根据实践的发展加以修正。４、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有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深入讨论和研究过的，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作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

　　其次，要把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主要途径是：

　　一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如在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前提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具体实施机制、适用范围和实现过程，建立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二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如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发展阶段，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行对外开放等新的理论，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如我们从实际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

　　第三，要把理论与当今时代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化，特别是要从中国的实践经验出发，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发展创新。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是如何看待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客观事实与价值判断、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关系问题。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的发展自然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和判断制度变迁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又是一种通过不断的实践而前进的运动，一种需要通过顽强的追求奋斗才能实现的远大理想，因此，如果没有伟大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引导，如果人们对于所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毫无热情和向往，那么，建设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

　　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矛盾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中更加日益凸显。一方面，是经济总量以近10%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30多年；另一方面，是贫富差距、腐败蔓延、利己主义的出现。生产力的标准和制度或价值标准的关系是否一致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了人们面前。对于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如果不进行深入研究并得出科学结论，就会产生指导思想上的混乱，甚至发生重大的方向性偏差。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并取得了有益的成果。比如，有的学者提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需要实现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在实际的生活中，我国经历了四种情况：一是将两个标准统一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社会顺利发展；二是表面上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违反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搞“大跃进”，表面上重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但违反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刮“共产风”，造成生产力的损失和人民的灾祸；三是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是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既偏离了生产力标准，又扭曲了价值标准；四是重视和强调生产力标准，但忽视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结果出现贫富差距扩大，偏离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总结历史经验，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把两个标准统一起来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生产力标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价值标准。

　　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

　　推进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理论必须正确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首先应当承认，西方经济学有其合理的有用的一面，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借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市场经济和资源配置的一些规律，如关于价格运动的理论、关于增长与波动的理论、关于货币金融的理论等。对于这些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领域不断扩展，内容越来越细，新理论新观点层出不穷，促进了人类对经济生活运动规律的认识。

　　2、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如边际分析方法、统计和计量方法、投入产出方法、实验的方法和目前流行的博弈论等，对于经济科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数学方法得到了广泛运用，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3、西方经济学的各派理论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对当时经济生活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思考，这些理论即使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但是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和了解经济思想的发展，也是有价值的。

　　西方经济学的这种合理性和有用性，决定了我们对西方经济学不能采取完全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而必须认真研究和科学借鉴。但是，对于西方经济学绝不能照抄照搬，盲目崇拜，更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科学的理论。而必须批判性地加以借鉴，有条件地加以运用，吸收其合理的因素，摒弃其意识形态的因素。这是因为：

　　第一，西方经济学历来具有二重性，既有合理有用的一面，也有不可否认的意识形态因素，这在基本理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如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说”、主观价值论、要素价值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完全竞争理论等重要理论，都直接是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的，既不能被事实和经验所证实，逻辑上也存在严重的缺陷，但符合经济当事人的利益和要求，因此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理论。

　　第二，西方经济学学派林立，观点各异，并不存在被一切时代和一切人普遍认可的所谓科学理论。例如，虽然都是主流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对新古典经济学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存在着许多根本的缺陷，如没有认识到激励问题的重要意义，过高地估计了价格的作用，没有认识到资本配置中的困难，对于分散化和竞争的作用与功能缺乏正确理解，忽视了技术创新在经济中的作用，等等。同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存在着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坎南、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弗里德曼等人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科斯、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等不同学派。

　　第三，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即使是在一定时期看属于正确的理论，也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历史经验、价值取向、文化背景和逻辑结构为前提，不能照搬照抄，而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曾指出：“这些（西方）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份和意识形态成份并不是分开的，而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因此，如果我们缺乏科学的鉴别力，不进行仔细的甄别，就很容易将西方经济学中有害的东西当作有用的成分来学习运用，而真正合理有用的东西则反而可能被忽视。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

　　如何认识政府与市场关系。在这一问题上目前流行许多观点，如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只能为市场和企业服务，只能提供公共产品而不能承担其他更多职能，等等。这些观点从表面上看，是讨论经济体制的，是反映资源配置规律的，但实际上却体现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的作用就是资本的作用，特别是垄断资本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所谓的自由贸易，实质上是资本的自由，它要“排除一切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恰当的调节，都被说成是侵犯资本家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当代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只不过是少数富人为限制民众的权利而斗争的现代称谓而已。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流行着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思想，认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是科学的普适的，是无民族无国界的，毫无疑问地相信它、学习它，就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不折不扣地贯彻它、实践它，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这是一种新的蒙昧主义。不摆脱这种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就不可能真正树立理论上的自觉和自信。

　　理论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必然要随着现实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从来就不存在可以脱离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生活的永恒的普适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一样，从来就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实践和经验，在思想和理论上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绝不只是哪个国家和哪些个人的专利。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更不应当仅仅是他国理论的亦步亦趋的模仿者和追随者，而应当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贡献。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理论与经验的做法，都必然会在丰富多彩和生机蓬勃的实践面前折戟碰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西方理论和经验的危害，不仅在于它脱离中国的实际，无法解答中国的问题，更在于它会使我们成为某些错误思想的附庸和奴隶，丧失思想理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