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是如今中国时空场景中热度最高的词汇之一，仅百度搜索中与其相关的词条就超过了1100万。在经济新常态被各种传媒大量推送的同时，这个被烙上时代烙印的概念，必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成为极有历史感的存在。

　　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制度变迁的进程、政策选择的有效性等多种因素共同塑造了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轨迹。当下，培育新经济增长动力是中国适应全球经济深度调整，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

　　培育新增长动力是经济新常态的客观要求

　　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惯性在较大范围和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发展。我国是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受经济发展阶段和既有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影响，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要素成本、政府的优惠政策及对环境的严重破坏之上，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

　　经济新常态迫切要求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首先，劳动、资本和技术的供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劳动供给充足，资本供给严重短缺，技术进步供给滞后，通过大量引进外资和技术，获得了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然而，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因素，尽管在部分行业和领域具有了国际领先水平，如高铁、航空航天等具备了集成创新的能力，互联网技术上处于全球领先，但在中高端制造业的技术研发、零部件生产等环节仍然落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受到明显约束。加之，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低成本劳动力时代结束，据测算，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达到最高值，为9.96亿人，之后每年退出劳动市场的人口将大大高于进入劳动市场人口数量。经济增长受劳动和技术进步双重约束趋紧，依靠大量资本供给支撑经济增长不具可持续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增速换挡是要素供给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必须通过人口政策调整、劳动者素质提高和技术创新来重新塑造要素供给结构，解决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

　　其次，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创造了运用总需求分析经济的方法，即经济增长必须不断创造与社会供给能力相适应的需求，才能确保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趋势性特征。改革开放初期，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大量投资创造的产能，既满足了国内的消费，也通过大量出口满足了国外的需求；搭上全球化的快车，既让中国从国际上获得了充足的资本以扩大生产能力，又利用出口解决了大量的产能。然而，随着居民消费需求由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变化，传统制造业下的标准化、批量化生产很难适应新的消费需求，个性化定制、多样化需求要求生产必须走向小型化、智能化和专业化，生产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必须更多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推动增长，尽快改变投资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向以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发展。

　　最后，旧常态发展模式下，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粗放的发展方式转向低碳、绿色循环的发展方式刻不容缓；部分行业如钢铁、水泥等的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及房地产市场冲击可能引发的经济风险加大。新常态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寻找和创造新的增长动力，防范经济风险放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

　　经济新常态下培育新增长动力的路径选择

　　增长动力机制转换的关键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实践表明，任何国家都无法依靠一种增长模式实现经济的长期繁荣，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增长动力的转换。经济新常态下，换挡不只是速度变化，动力机制也在发生变化。以往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规模扩张，新常态下，再搞规模扩张，发展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必须实现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推进要素扩张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转换。以前，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主要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即重点调整产业比例关系，并透过产业结构的比例变化判断结构调整的成效。经济新常态下，加快调整产业结构的重点将不再局限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而更应是产业价值链的提升。我国大规模引进技术的外部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实行价值链提升必须与创新融合，引进技术也必须跟升级、创新更多地融为一体，才能使升级有效实现。

　　——加速打造中国工业4.0.当前，各国都在以互联网+智能制造为特征的工业4.0发展战略上加速赛跑。2012年2月，继奥巴马总统提出“再制造业化后”，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颁布；2013年4月，《德国工业4.0战略》问世，以流程化、可测量、自动化、职业化、工具化为特征的德国工业产品闻名于世，从设计、品质、技术及服务，德国工业品质量源头在于对细节的把握和精益求精，在工业4.0的道路上，德国仍在最前端；2013年10月，《英国工业2050战略》出台，这个曾经傲视全球的老牌工业化国家也试图在世界工业领域重振雄风；2015年4月，《中国工业制造2025》国务院常委会审议通过，这份规划以第三次工业革命为趋势，采用1+x体系，突出先进制造和高端装备，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等10领域作为发展重点，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工业4.0发展的重点将集中在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工业互联网、3D打印及工业4.0软件开发等领域。对于绝大多数传统制造业企业来说，转型的根本障碍还是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解决好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制造业核心技术创造和精细化生产两大难题，才能真正走向中高端，实现工业4.0.目前，白色家电的领军者海尔已经先行一步，通过“众创汇”用户交互平台和“海达源”模块资源平台，充分利用互联网+智能制造，海尔已经在沈阳、郑州、青岛等地建立多处可视化工厂，实现个性化定制生产、小型化、智能化制造。

　　——加快和提升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潜力大，带动性强，与生产性服务业相对应的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日益成熟，将为生产性服务业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实现价值链的提升需要进一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原来很多企业内部的技术科都是搞设计的，现在，市场细分下创造第三方服务为企业从事专业的生产性服务，如在金融领域，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各银行将ATM机专业配钞、票据业务等都交给了专业的银联电子商务公司，降低成本的同时还提高了效率。随着居民消费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消费性服务业必须打破传统消费服务模式化、普众化倾向，以全新的消费服务理念、模式去适应互联网时代消费者偏好迅速变化的现实，走向精众化、差异化服务。适应消费需求个性化、多样化及投资向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转移趋势，消费性服务业也在互联网+的带动下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如广州尚品宅配的个性化家居定制业务，以其专业设计师免费上门量尺+设计3D家具的专业化服务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市场追捧，依托高科技创新，尚品宅配已在上海、武汉等地形成38家直营店，全国拥有700多家加盟店。

　　——加快实施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我国经济增长极正在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加快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丝路经济带为国家内陆开放战略，建设内陆开放的新高地，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截至2015年4月，我国已经形成了长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五大国家级城市群。其中，刚刚获批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以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增长极、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区和“两型”社会建设引领区为重任，对中西部经济增长极的形成发挥重要支撑作用。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与泰国、印尼等沿线国家深入开展产业、能源资源、贸易投资等多领域的合作，促进沿线国家共同繁荣。此外，以环渤海城市群建设为引擎，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形成了区域协同发展的大棋局，并以“亚投行”为纽带，加快与中亚、西亚、东南亚国家的产业互补与贸易合作，将有力推动区域创新合作，培育区域增长新的动力。（作者系陕西省委党校政经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