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虽然我国的劳动力等生产成本持续上升，但流入中国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的外资却有增无减。以服务业为例，2014年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约为663亿美元，同比增长7.8%.可以预见，中国吸引的外资结构将会进一步调整，低端制造业外资企业撤离、服务性行业和高端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逐渐提升，将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新常态

　　年初以来，外资企业关闭在华工厂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引发了“外资撤离中国”的热议。由此，客观认识外资企业在华经营策略的调整，对于我国优化外资结构和推动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资“撤离潮”并不成立

　　近期，的确有一些美日韩知名企业要么计划进一步推进制造基地迁回本国，要么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使得外资企业撤离中国似乎呈现加速之势。然而，无论从统计数据来看，还是从外资企业的投资意向来看，都不能以偏概全地根据少数外资企业撤出中国来断定出现外资“撤离潮”。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在201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2013年下降8%的情况下，中国同期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增长了约3%，并首次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第一大流入国。2015年，我国利用外资更是迎来“开门红”。在今年的前两个月，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831家，同比增长38.6%，合同外资金额同比增长102.4%，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同比增长17%.商务部近期对一些外资企业商会的调研显示，85%的在华外资企业是盈利的，超过90%的外企愿意继续在中国扩大投资。

　　从市场潜力、人才、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等因素来看，我国较强引资竞争力的基本面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在政策层面，中国积极利用外资的立场仍保持不变。习近平主席在不久前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向与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强调，中国将越来越开放，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李克强总理在会见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时也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可以预见，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和制度红利的逐步落实，以及基于负面清单的投资管理体制的推广，必将极大地提振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和进一步增强中国市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

　　利用外资进入“新常态”

　　目前看来，关停和外迁的外资企业多集中在低端制造业。这些外资企业本身主要依靠成本优势，缺乏核心竞争力。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增加、市场竞争加剧、环境保护力度加大以及优惠政策减少，这些从事低端制造和低附加值加工出口的外资企业停产或外迁是必然趋势。

　　外资企业关停在华工厂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从根本上来看，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进行全球业务调整和布局的正常经营活动。在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外资企业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转型和调整。撤出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本身就是我国要调整和压缩的对象，因此这些外资的撤离符合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

　　近些年来，虽然我国的劳动力等生产成本持续上升，但流入中国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的外资却有增无减。以服务业为例，2014年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约为663亿美元，同比增长7.8%；而传统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约为400亿美元，同比下降12.3%.可以预见，中国吸引的外资结构将会进一步调整，低端制造业外资企业撤离、服务性行业和高端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逐渐提升，将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新常态。

　　外资结构调整将伴随阵痛

　　虽然部分外资撤离只是局部和短期的现象，不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但不可忽视的是，外资结构的调整将会伴随着阵痛。对于这些挑战，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有效的应对。

　　首先，撤离的多数外资企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所吸纳的从业人员在数量上相对较多，这些外资企业的撤离将会带来一定数量的结构性失业和劳动力剩余，并且短期内很难被其他行业所吸纳。对于外资撤离所导致的失业问题，一方面要进一步规范外资企业关闭工厂和解雇工人的程序，另一方面也要完善失业员工的再就业和培训工作。

　　其次，低端制造业外企的撤离凸显了我国迫切需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从外部环境看，我国的制造业当前面临着“前后夹击”的处境。一方面，部分东南亚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积极吸引在华外资企业转移产能；另一方面，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提出重振制造业的计划，并推动在华高端制造业回流本国。显然，为了尽快填补外资撤离留下的空缺，扭转不利局面，需要进一步加快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最后，吸引高水平、高质量的外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一种长期趋势，但外资结构的转型也对我国完善外商投资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我国在吸引外资时主要在“硬环境”方面做文章，包括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土地以及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等。而高质量的外来投资不仅需要各种“硬环境”，还需要“软环境”。因此，在优化外资结构的过程中，还要进一步在法律、投资服务体制、政府行政效率、透明度和便利化等方面完善外商投资环境。（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