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我国经济运行整体下行、经济发展分化和重塑的情况下，稳增长一定要有新思路。要看到，我国的经济仍处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在增长趋势性放缓的过程中，阶段性底部和新增长中枢，以及新常态下的新平衡均未建立。从上半年的观察来看，经济运行分化态势更趋明显，部分核心指标略有好转，宏观政策效应有所显现，同时，重塑的新兴力量正在积累。

　　经济运行分化态势更趋明显

　　不同于1998年或2008年时遇到的国际和国内需求短期大幅收缩冲击，2011年以后的需求持续下降又有了新的变化，即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分化下行的力量由重化工业和产能过剩主导；同时，重塑力量也在逐渐显现，新兴上升的力量也在逐渐积累。这一分化和重塑过程，核心反映的是结构调整的实质开启。

　　首先，分化是经济增长阶段转换中的重要特征，国际、地区、行业、企业、虚拟与实体间等都在分化。一是从国家层面，分化体现在世界经济呈现多速增长，周期阶段分化，分工地位重构。各国结构问题各不相同，国际宏观政策冲突增加。二是区域上呈现产能过剩和新力量主导的分化，传统意义的东中西部的经济地理正在重塑。从数据上分析比较可以看出，现在经济增速比较慢的区域往往是之前发展比较强，且高度依赖资源和重化工业的地区。而且，PPI的地区分化也验证了这一现象。PPI是衡量工业发展或一个地区财政情况的比较有效的先导指标。这一轮地区间PPI下行与经济增长下行、财政收入下行，在地理区域是基本重合的。这也进一步验证，区域分化主要由资源或产能过剩主导。

　　同时，行业间和行业内的分化态势也更趋明显。例如石油加工、煤炭开采与洗选、黑色金属采选等行业利润降幅仍然很大；部分行业经过一定时期的调整和产业整合出现回升迹象，纺织、化纤、光伏、铁路船舶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有所向好。又如传统零售行业下行，电子商务则快速增长。产业内的分化也十分明显，比如房地产、汽车、光伏等行业。2013年，我国房地产出现了趋势性转折。从国际经验看，有两个规律很稳定，一是随着购房人口峰值出现，意味着房地产投资峰值出现；二是随着城镇的户均住房超出一套，住宅投资峰值通常出现。我国房地产发展基本上也遵循了这一规律。而且据我们测算，2015年很可能就是我国房地产施工面积的峰值年。随着房地产一系列峰值点的到来，房地产分化也在加快，主要体现在住宅和非住宅、一线、二线和三四线城市分化；汽车业也在分化，传统认为广东、上海、吉林是汽车制造大省，现在重庆和广西快速发展起来，且不同品牌和类型的汽车也在分化；光伏产业也出现分化，有的企业亏损，有的企业已经恢复盈利。

　　另外，值得高度重视的是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离问题。总体来看，整个实体经济仍处在去产能、去杠杆的过程，企业负债增长水平持续下降，资产负债率总体下行。虽然经历了几次较密集的降准、降息，货币市场利率明显降低，但实体经济资金依然紧张，而且资金价格高企。今年前5月，表面看银行信贷比去年多增6206亿元，但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却大幅下降了1.6万亿元；流向股市的资金初步估计有5万亿元左右，融资融券余额现在仍高达2.2万亿元，而真实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很少。资金“脱实入虚”趋势十分明显，相对宽松货币条件下如何引导资金支持实体经济仍面临考验。

　　重塑的新兴力量正在积累

　　令人欣慰的是，分化的过程中正伴随着新兴的、重塑力量的成长。国际上新技术、新分工、新合作、新规则正在酝酿的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也呈现出各方面正在重塑的积极迹象。第一，中国的地理经济在重塑。首先，新的优势和机遇分工在重构。比如重庆和新疆，原来标准意义上的内陆地区，在“高铁”和“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有望变成前沿省份。其次，人才和机制优势也在重新凸显，深圳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东部有再出发的态势，东部中的“西部”如苏北、浙西、粤北等地区发展正在提速。再次，物流行业在重塑我国的产业布局，大物流正在逐步形成，将重塑我国的工业生产布局。

　　第二，除了地理经济的重塑，在传统企业产能过剩的化解上，也呈现出积极的因素。比如，推出过剩产能规模界定与建立交易机制、提高环保标准、成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产业基金介入等化解产能过剩，推进资源整合，这些都是重塑力量的苗头。

　　第三，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积极实施“互联网＋”计划，优化管理；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迅速，节约成本驱动的创新在加快，如“机器换人”态势日趋明朗。另外，产业链整合在加快，特别是部分中小企业由代工到深入参与行业国际龙头企业的研发过程。

　　第四，干部激励机制重建。党的十八大以后，约束机制加强，干部激励机制重建亟须破题。在干部激励机制重建上，要约束与激励并重，吸引项目与吸引人才并重，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态发展并重，并更加重视研发人才的重要性，鼓励地方政府吸引人口聚集。

　　在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重化工业和产能过剩主导的下行力量与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引导的新兴上升力量并存；实体经济降杠杆、降风险与资金脱实入虚、金融市场风险增大并存；创新动力增强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政府行为不适应新要求、体制机制不匹配并存。虽然传统力量下行主导分化，新兴力量发展加快重塑，短期积极因素在积累，但从力量对比来看，下行力量总体仍大于支撑力量。

　　具体分析，从投资板块来说，房地产投资下降仍未见底，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明显下降，对稳增长的支撑作用下降。从出口上，增长明显低于预期。更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应收账款增速高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速，这也意味着在销售整体放缓的背景下，应收账款其实在明显增加，特别是在调研中发现的一些大企业或国有企业，利用其相对优势地位，明显拖延对供货商的支付时间。另外，从库存变动和远期市场价格变动来看，“补库存”还没有实质启动。同时，短期和长期利率分化，短期利率很低，而中长期利率仍高企，一是说明大家对短期宽松没有稳定预期，二是对远期市场预期未好转。而且从历史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同步指数与GDP增长的关系来看，GDP增长仍面临一些下行压力，GDP平减指数二、三季度为负可能性大。

　　当前，传统的以货币政策和基础设施为重点的稳增长策略，面临很大的挑战。新的条件下，一定要有新思路，应该在效率低下的地方寻找潜力和政策着力点。比如，一是过剩产能的消化必须加快，没有产能的有效削减，这一轮的调整就会拖得很久。二是农村开放问题，农村向工商资本开放问题应该加快启动。三是垄断和服务行业的对内对外开放问题。四是加快推进军民结合。军事产业是推动产业整合和创新的重要力量，在当前军工制造满负荷与民用制造业产能利用严重不足并存的情况下，需要加快推进军民结合，拓展新增长点。（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