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型经济是宁波发展的主引擎

　　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的重大机遇，实行了正确的开放战略，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少有的几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宁波是中国开放经济中充满活力的一片热土，土壤中蕴藏着开放的元素。30多年的对外开放，宁波坚定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做强外贸、做优外资、做大外经，不断拓展开放型经济领域，促进了宁波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建设进程，为宁波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促进了宁波与世界的融合发展。宁波外贸从1988年的1.5亿美元起步，到2013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千亿美元。据测算，宁波经济外向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别超过100%和70%，每100美元“中国制造”出口商品中，有5.5美元是宁波人卖出的，每四个宁波人中，就有一个从事与外贸行业有关的工作，相当于每个宁波人年均做约1.5万美元的进出口生意。到2014年末，全市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15098家。不仅创造了宁波经济史上经济增长的奇迹，而且还使宁波生产能力得到空前提高，社会财富迅速积累，人民群众生活状况显著改善，为宁波今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开放型经济面临的挑战与瓶颈

　　然而，我市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出口大幅度下降，实体经济面临衰退的危险，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经济发展方式的脆弱性。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支撑宁波传统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要素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一方面，开放型经济的国际环境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传统模式的根基逐步被侵蚀。首先，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欧美发达国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呈加剧之势。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世界经济一直处在深度调整中。在中国产能过剩的矛盾凸显之前，全球性产能矛盾已经爆发，现在依然非常尖锐。产能过剩导致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各国开始采取各种不同的措施，有的国家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更多则借助于其它的方式，一些主要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更加注重新技术创新。我国开放型经济地区成为国际贸易摩擦最严重的地区，2014年，广东、上海、浙江以及山东4个省份的外贸进出口总值分别为6.61万亿元、2.87万亿元、2.2万亿元以及1.7万亿元。分别占全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25.0%、10.9%、8.3%和6.4%，合计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比重高达50.6%。所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来看，4个省份不仅是我国提起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申诉省份，也是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应诉省份；不仅是美国涉华337调查的主要涉案省份，也是受国外对华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较为严重的省份。其次，在经济深度调整过程中，世界经济还呈现出另外一个新的变化，即新的经贸规则重构。主要经济体试图通过进一步修订、构建一些新的经贸规则，来更好地体现发达经济体的利益。这些新规则的制定，对中国这样仍处在追赶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挑战大于机遇。如以美国为主导制定的TPP和TTIP将中国排斥在外，一旦协议达成，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规则的制定方面，可能会丧失话语权，导致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被边缘化的局面，给我市开放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风险。

　　此外，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高端制造业回流趋势明显。据统计，近年来有数十家世界500强外资企业关闭在中国的工厂。离开中国的企业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低端制造业，向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国家转移；另一种是高端制造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重振本国制造业、加快实施“再工业化”战略背景下，纷纷回流本土。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纷纷运用新的信息技术、互联网优势整合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力发展生物工程、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力保在世界制造业价值链上的高端位置和全球控制者的地位。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下降，有可能面临增长与转型“双重困境”。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土地稀缺、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维持制造业低成本优势的现实基础逐步被侵蚀，以往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发展方式面临深刻变革；而且区域竞争加剧，宁波周边地区各城市之间围绕园区开发、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宁波开放型经济的体制机制优势发生变化，开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发生“拐点性”变化。“低成本”吸引外资的时代已经过去，以出口为目标的外商制造业在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转型升级压力较大，外资企业也在进行调整转型，寻找机会。

　　开放型经济面临的新机会

　　在这个复杂变化的世界经济中，挑战很多，但蕴含的新机会也不少。

　　首先，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机会。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4.0等正在发生，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大数据、互联网等催生了新产业、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不少企业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已经脱颖而出，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进一步推进，还会创造更多的机遇。这些将为宁波集聚国内外创新要素和资源带来机会，企业在困难时期更要注重创新，在创新时若能前瞻性地把握好技术进步的方向，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机会。

　　其次，全面深化改革，探索新的开放红利的机会。开放旧动力的转换期，往往也是新动力新优势的形成期，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正是这种动力探索的试验田。长期以来宁波经济“外延式投资＋传统工业＋扩张性出口”发展动力结构走到扣点，积累了突破动力结构的能量，新动力结构的形成已然成为新一轮率先发展的基础。

　　此外，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和海外低成本并购，给宁波企业走出去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契机。尽管全球经济一片萧条，但全球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呈现热潮，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一个亮点。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给宁波企业带来机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宁波特别是象山，在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中锻炼了一批队伍，面临一带一路、全球性基础设施建设热潮的时候，宁波的企业不再像以前那样做最低端的施工工程，大部分企业有总包能力，设计、融资，不仅仅赚了工程承包这点钱，最关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要能整合国内资源，把国内一大批装备带到世界上，如水泥厂、发电厂、各种各样的成套设备都跟着我们的工程承包“走出去”。

　　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和新探索

　　一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体制模式是动态的、变化的，随着国际竞争方式的变化而动态变化着。如果说过去的战略是围绕加速工业化来推进的开放战略，新的开放战略就则是要服务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和平崛起。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一下方面：第一，从货物贸易开放向服务贸易开放转变。在国际贸易中，宁波长期以来是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国际服务贸易尚未系统地开展，与上海、天津、广东等发达、先进的开放城市相比，相当滞后。据统计，国际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很小，宁波的服务贸易远远低于货物贸易的比重，这与宁波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极不相称。相对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部门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巨大潜力。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服务业，增强宁波服务业的竞争力，无论对于实现宁波服务贸易长期持续发展，还是对于增强我们货物贸易的竞争力都很重要。比如，宁波港口资源优势突出，按理港航服务贸易拥有很大的先发优势，然而，现实却不同，宁波的港航服务贸易与港口吞吐严重不匹配。顺应贸易内涵模式的改变，推动港航服务贸易的发展要和当年抓港口货物量一样，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由以市场准入为核心的“第一代”贸易政策转变为以规制融合为核心的“第二代”贸易政策。第一代贸易政策主要是拆除壁垒，而在第二代贸易政策中，像投资、政府采购、贸易便利化、相互认证、资本流动等一系列的内部管制要进一步加强，由此也对国内的规制和立法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二，尽快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形成竞争力。改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要着力提升宁波在货物贸易领域的竞争力。过去30多年支撑中国参与全球竞争主要靠的是低成本劳动力，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失去了竞争力。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有些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不得不向更低成本的国家转移。宁波除了想办法尽可能延长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要更加关注怎么能够让宁波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尽快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从重视引进外资大开放模式向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协调发展模式演变。从趋势上看，我国不论是外贸还是吸引外资，都已经进入中低增速区间，无法再现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报道，2013年全球累计的跨国投资存量约26万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约为20万亿元美元，美国为6.3万亿美元，说明真正的大国强国都有一批全球布局的跨国公司。事实上，宁波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以往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发展方式面临深刻变革，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实现资源配置全球化已成为经济持续发展、再上台阶的必然要求。因此，宁波的开放型经济特征将从以往偏重出口贸易和吸引外资为主，转变为进出口贸易并重、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以对外投资构建宁波企业国际化生产网络为主要内容的“外在型经济”新格局，使开放经济在质和量上出现新飞跃。

　　第四，顺应开放型经济转型推进我市管理体制和政策改革。传统发展模式下的奖出限入政策和各种政府干预政策，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往往事与愿违。全球价值链的兴起改变国际竞争方式，全球价值链是贸易投资、服务、生产的一种综合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国际竞争由整个产业链的竞争转变为在产品某个环节、任务和功能上的竞争。国际分工模式的变化对我国传统的贸易政策、投资政策阐述了根本性影响，对国内营商环境的改善提出了新的模式要求。

　　探索打造区域关检无障碍通关通检协作模式，携手打造便捷高效的大通关环境。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提高口岸通行效率，降低通关成本。推进“单一窗口”建设，推行“联合查验、一次放行”等一体化通关新模式，促进执法资源共享和执法行为协调合作，推动口岸管理相关部门各作业系统横向互联，进一步提升智慧口岸建设。

　　探索具有宁波特点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国家下放鼓励类项目核准权和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做好准备。完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形成外商投资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放宽境外投资限制，简化境外投资管理，除少数另有规定外，境外投资项目一律实行备案制，建立对外投资台账制度和风险防控制度。加快复制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便利化制度措施，缩短出口退税审核审批时限，简化货物贸易本外币结算业务审核程序，整合和规范进出口环节经营性服务和收费，推动建立“收费清单”制度。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提高口岸通行效率，降低通关成本。推进“单一窗口”建设，推行“联合查验、一次放行”等一体化通关新模式，促进执法资源共享和执法行为协调合作，推动口岸管理相关部门各作业系统横向互联，实现通关作业无纸化。（作者为宁波大学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宁波文化创新团队“港口经济圈研究团队”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