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从总量观到结构观的进步

　　人口学界长期存在着人口攀升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20世纪后期，“乐观派”的人口学家指出了“悲观派”的一个重要误区：只关注了人口总量，没有关注人口在年龄频段方面的比重结构。世纪之交出现的人口红利概念是结构理论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人口红利是借股票红利的含义，通俗地说明人口变化在特定时段使经济获得的额外增长幅度。正如并非任何厂商的股票在任何时段都会有红利一样，人口红利只会发生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段。人口红利也不是说人口越多对经济增长就越好，它的来源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当一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或超过一个比率时（或者抚养比低于某个分数值时），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借助这一有利的人口结构而获益。

　　我们知道，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除了自身的消费外一般都会不断创造财富并获得收入。不难推断，一个国家有效劳动人口的比重越大，人均收入向上增长的几率就越大。在实证研究中，人口学者们和一些宏观经济学者们都发现：增长快的国家往往有效劳动人口的比重较高，而增长慢甚至陷入衰退的国家几乎都面临劳动人口不足的困扰。

　　与仅注重人口总量的分析比起来，人口结构分析显然前进了一大步。它剥离了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小的人口群体，更为精准地定位了影响国民收入的人口频段。不过，人口结构分析并非十全十美，由人口结构所导出的人口红利概念也存在不足。

　　人口红利概念的缺陷

　　人口红利概念的主要缺陷在于：在“客观数字”这一“硬指标”的光环下，有可能使我们忽略人口的质量这一“软指标”。表面看来，劳动人口比重高确实是件好事——与2个劳动人口供养1个非劳动人口的情形比起来，4个劳动人口供养1个非劳动人口更能给我们以安全感。问题在于（也许极端一些）：如果前一情形的2个劳动人口拥有16年的教育背景，而后一情形的4个劳动人口仅具有9年的受教育经历，那么哪一位被供养者会更有安全感呢？

　　了解国际贸易的读者一定知道这样一个现象：为了扩大贸易量而降低价格的策略不一定能带来贸易总收益的上升，在一定的范围内，价格的上涨和出口量的下降反而可以获得更多的总收益。

　　上述现象对于我们正确看待人口红利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劳动人口的总贡献是其数量和个体产出的乘积。在劳动人口总量下降后，其总贡献是可以保持恒定甚至提升的，只要数量的下降被质量的提高所弥补。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人口红利概念中引入人口质量的维度，那么一些为人所忧虑的问题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美国老年学学会原会长、老龄化经济学者詹姆斯·舒尔茨曾这样指出：“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像那些只考察供养比就报告坏消息的预言家们想象的那样糟。”

　　质量型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因劳动人口在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提高而获得的额外收益就是质量型人口红利。提高人口质量的理念能使我们摆脱“数字型”人口红利思维模式的窠臼，特别是能够远离“人口诅咒”，即由于廉价劳动力充裕而导致的创新能力的发育不良。

　　提升劳动人口质量的路径是教育。人们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进步无不源自教育。即便是自学成才，也可以将其看作一种特殊的接受教育的方式。在相关研究中，抽象的劳动人口质量多是通过受教育年限这一有形指标得以衡量的。就质量型人口红利来说，获取的关键也是不断提高人口的受教育年限。

　　值得深思的是，人口质量的提升不仅能够增加有效劳动人口的产出，而且还有自动抑制人口增长的功能。个中原因简单说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接受教育时间长的人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多生育后代并非他们唯一的未来保障的策略；二是由于对后代的抚养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质量越高的劳动人口机会成本就越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对此曾于20世纪90年代在顶级学术期刊《政治经济杂志》上作过严谨的分析，他指出经济体的发展存在两类均衡，一类是多生后代而忽视人口质量投资，另一类则采取相反的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我国人口的教育水平，不仅可以获得有效劳动人口单位产出的红利，而且还可以在环境、资源等方面减轻人口总量带来的压力。

　　质量型人口红利的良好开端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劳动人口在质的方面有了很大改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普九”的推动下有了很大提高。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劳动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依然偏低，公共资金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对称。

　　为进一步提高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不少学者提出了增加义务教育年限的政策建议。笔者赞同增加义务教育年限来提高未来劳动力质量的建议，不过在高延还是低伸的方向选择上，笔者更希望义务教育首先惠及学前阶段。当然，义务教育能够同时向高中和学前教育延伸更好，但双向的延伸必然大幅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受公共财力的约束，短期内义务教育的延伸恐怕只能从其优者。

　　选择将学前教育纳入强制提供体系，不仅是因为其本身即有快速增加有效劳动人口数量的功效，而且还因为它的诸多比较优势。

　　首先，人力资本积蓄的规律表明，前一阶段的学习会影响到后一阶段的效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写道：“成人所拥有的能力深深地取决于其幼儿时的经历……幼儿时代良好的准备能够提高我们进入高质量生活的技能。”大量的教育研究也显示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学生在进入后续的学习阶段都有着更为优秀的表现。

　　其次，学前教育有着最高的教育回报。接受教育是需要进行投入的，学前教育是投资回报最高的教育阶段。20世纪一项时间跨度为40年的跟踪研究显示，包含社会效益在内的学前教育投资回报高达17.07倍；21世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克曼基于其精湛的经济计量分析指出，将人力资本投入直接指向幼儿是对社会公共资金更有效的利用。

　　再次，学前教育的机会成本最低。接受学习是需要以其他方面的损失为代价的，这就是教育接受者的机会成本。高中阶段的适龄人口已可以成为有效劳动人口，义务教育在该方向的延伸会使他们损失获取收入的机会，因而实施效果难有保障——当前初中生辍学率的上升对此已有所体现。相比之下，学前教育阶段的学习者几乎没有机会成本，义务教育向其延伸可以大大提高普通阶层的福祉。

　　综上所述，就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以及社会抚养比等方面来看，我国的数字型人口红利是近乎枯竭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将失去来自劳动人口方面的红利。劳动人口质量的提高，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减轻环境和资源的压力，是创新驱动战略的微观基础，也是升级转型的坚实支柱。提升教育年限是获得高质量劳动人口的根本路径，而现阶段加大学前教育的公共投入则是获得长期质量型人口红利的良好开端。（作者单位：山东省政府绩效评价软科学研究基地、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JL01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