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自都依托城市群发展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建设与“新型城镇化”作为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战略是完全一致的。

　　伴随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而成长壮大和崛起的大城市，在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一带一路”战略对国内区域经济以及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也只有通过与此战略相关的大城市的积聚和辐射作用才能实现。

　　以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随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颁布为标志，2014年可谓中国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元年；而以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为标志，2014年同样成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起始年。两大战略虽然立足点不同，前者着眼于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后者着眼于对外开放，但二者并非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两个不同的战略，而是在如下几方面存在着耦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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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大战略构成新常态下新经济增长点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在经历了长达30余年持续高速增长之后，从2011年开始转入经济中高速的新常态。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正是新常态下保持和促进经济中高速发展的两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首先从国内经济发展来看，大量处在半城市化或伪城市化状态的农民工的存在，严重地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威胁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正因为如此，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会议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则提出了具体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5%，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专业人口在城镇落户。

　　毫无疑问，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不仅能够为工业化的完成提供充足的农业转移的劳动力，从而伴随着农业就业人数的减少，实现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促进农业现代化，而且能够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和进城落户居民的收入，拉动国内需求，为保持中高速新常态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源。

　　其次，从对外开放的发展来看，30多年来的沿海开放，一方面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美市场需求明显减弱，中国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制约。正是为适应国际经济新格局的新变化，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不仅明确了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同时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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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大战略共同推进经济结构优化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要求我们从过去片面追求GDP的数量型增长转变为注重经济结构优化的质量型增长，其中包括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的改善、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和收入差距的缩小。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无疑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从而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均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以致201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降到3倍以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进城务工农民的工资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入非农业部门就业并实际上转变为城市居民，不仅其工资收入水平会有大幅度提高，当越来越少的农业人口户均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多并达到规模经营的水平，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才能从根本上缩小，城乡二元结构才能逐步消除。

　　而“一带一路”尤其是“一带”起始于西部，也主要经过西部通向西亚和欧洲，这必将使得我国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由中西部地区作为新的牵动者承担着开发与振兴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广大区域的重任，与东部地区一起承担着中国走出去的重任。所以，“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开启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而且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升级版，对于加快东部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从而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实现东中西部经济均衡发展，将对进一步优化地区经济结构产生积极的影响。

　　正如清华大学金砖国家经济智库副秘书长冯兴科指出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东西部经济的不平衡，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多问题，也制约着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实现。“一带一路”就是我国解决东西部经济不均衡问题的“处方”，她将构筑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从而促使西部打破过去的旧的体系捆绑，建立开放型的经济体系，有利于西部发挥自有优势，推动东中西经济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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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大战略合力拉动基础设施建设

　　新型城镇化战略虽然强调以人为核心，重在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但农村人口的市民化过程离不开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就此提出了六大方面的发展指标：百万人口以上城市，城市公共交通、城镇公共供水普及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城市家庭宽带接入能力、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的覆盖率等要提高。未来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建设，到2020年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2014年3月19日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培训班上指出，预计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巨大，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何立峰在2015年3月22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上指出，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应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领域。

　　就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而言，将加强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上海、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功能。

　　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而言，西北东北将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推进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内陆将建立中欧通道铁路运输、口岸通关协调机制，打造“中欧班列”品牌，建设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运输通道。支持郑州、西安等内陆城市建设航空港、国际陆港，加强内陆口岸与沿海、沿边口岸通关合作，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

　　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李吉平透露，已建立涉及60个国家总量超过900个的 “一带一路”的项目储备库，涉及投资资金超过8900亿美元。而在已签署的近50份协议中，涵盖的领域包括煤气、矿产、电力、电信、基础设施、农业等。已实施的项目数为22个，累计贷款余额超过100亿美元。

　　由此可见，两大战略的实施都将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共同拉动国内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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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大战略均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及为此提供资金保障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的组建有助于促进欧亚非大陆腹地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变全球经济政治的空间布局和活动方式及其流向，为世界范围内的均衡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战略有近60个国家参与支持。已经有50多个国家明确表示愿意参与“一带一路”战略。这意味着，在欧亚大陆上至少有一半的国家已经明确表示愿意参与，愿意参与的国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这一战略的实施必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同样地，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也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若按购买力平价（PPP）测算，中国的经济总量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断言从2015年起，世界进入中国世纪。不仅如此，斯蒂格利茨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也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21世纪影响人类发展和改变世界面貌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这两个判断之间的逻辑联系似乎不言而喻：既然中国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一（即使按现行汇率测算还只是世界第二，但按目前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越美国已为期不远），成为世界经济发展重要引擎，那么，中国的城镇化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自然也就会改变世界的进程。

　　具体地说，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城市在国家及全球的地位更加重要，成为在国际竞争力背景下直接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城市的发展成为区域与国家发展的主要引擎，城市之间的竞争，也从国内走向国际。所以，伴随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而成长壮大和崛起的大城市（包括5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和1000万以上人口的超大城市），在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一带一路”战略对国内区域经济以及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也只有通过与此战略相关的大城市的积聚和辐射作用才能实现。（作者系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