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经济增长新阶段，需要构筑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重点是实施“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两大开放战略。其中，自贸区又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通过签署自贸协定推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而狭义是指一国在自己领土上划出一块地方，单边自主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措施所形成的自由贸易区。为区分之便，我们不妨将前者称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后者称为“自由贸易区”战略。

　　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开放战略

　　实施“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有利于促进中国与沿线各国加强合作、共谋发展，有利于进一步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有利于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实施“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本质上就是要实现中国与沿线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即所谓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无论是从当前还是从长远角度看，着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对于遵循有效的发展路径进而实现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目标升级，都有着极为关键的战略意义。加快“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实施，不仅能够创造庞大的出口需求，从而成为破解当前需求不足矛盾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有助于与国外进行产能合作，为国内产业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腾出空间，增强对国内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不仅能够扩大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在服务业领域的合作，从而不断推进服务业领域的扩大开放，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整合和利用外部优势要素，布局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此外，伴随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扩大从而面临的资源能源制约形势日益严峻条件下，加快“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实施，对于破解国内经济长远发展的能源资源供给瓶颈，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总之，着力实施“一带一路”的开放战略，无论是对于培育新优势、还是“走出去”、集聚优势要素、扩大开放领域，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努力谋划“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

　　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通过培育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等实现由大变强等目标，其实就是在更高层次上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为此，一方面不仅要迎合经济全球化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另一方面，还需要迎合乃至主导与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形势相对的全球经济新规则。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是，由于全球价值链的迅速发展，全球生产、贸易与投资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经贸格局面临着深刻调整，与之相适应的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正在形成。当前由WTO主导的多哈回合谈判进程受阻，多边贸易体制受挫，而建立以“边界内开放措施”为主、旨在通过各国国内政策和规则的协调与融合，建立适应现代世界贸易与投资发展特点的高标准、高质量的全球经济新规则，势在必行。这样正是为什么在多哈回合受阻以及多边贸易体制受挫情况下，新一轮区域贸易自由化浪潮兴起的重要原因。2013年以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谈判都在加速推进。

　　由此可见，全球经济新规则正在形成之中，这种变化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着力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积极参与区域乃至全球经济新规则的谈判，就是要在谈判中“练兵”，就是要在新规则实施前进行熟悉、了解、影响甚至是主导，而不是被动地等着新规则形成之后再去适应。不容否认，中国高度重视区域经济合作并积极实施“自由贸易协定”战略，近年来也表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尤其是伴随中韩自贸区、中澳自贸区谈判的完成，中国的自由贸易区（FTA）实践实现了快速发展和新突破。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参与的区域组织要么一体化程度不高，要么经济规模较小，如何将已有的区域合作推向更高层次的“升级版”，或选择更为广泛的区域合作伙伴，参照当前全球经济规则“高标准”的趋势和思路，积极参与、影响乃至主导全球经济规则的重构，是中国开放型经济迈入新阶段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总之，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不仅能够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深化合作中培育新优势、利用新资源、扩大开放领域等，更有助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从而实现分工地位和话语权的提升。

　　积极实施“自由贸易实验区”战略

　　实际上，无论是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的目标升级，还是探索有效的发展路径，都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作为保障，也是主动适应和应对国际经济新规则挑战的必要战略。因此，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内涵还应该包括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设。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尤其是进入发展新阶段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更确切地说，以改革开放推动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在传统优势逐步丧失的情况下，释放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制度红利”已经成为当前的重要选择。

　　从以往的释放“人口红利”向释放“制度红利”转变，或者说从体制性开放的意义上看，我们仍然处于并必须进行体制开放的“探索”。虽然从外资外贸等规模上看，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但是从产业角度看，中国尚有一批领域没有开放，不仅包括某些高端制造业，更包括现代服务业，而这些又正是中国开放型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需要形成完整市场经济运作体系和提升产业结构的必然方向。与此相对应，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和提升开放层次，还需要完成与之相配套的各种改革，需要发现各项改革的必要性，寻求改革的动力，探寻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需要构建与全球经济规则相对应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而进行体制开放“探索”的最佳战略选择就是实施“自由贸易实验区”战略，因为既然是一种体制性开放的探索，那么就有成功的希望也有失败的可能，所以实施“自由贸易实验区”战略，可以有效地将某些特定的“境内关外”区域作为体制机制探索的试验田，成功则可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层次高水平开放经验，失败则可以将风险控制在特定范围内，不至于有损大局。总之，以“自由贸易实验区”为抓手，积极推动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自由贸易实验区建设，通过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各项制度安排、实验尚未开放的领域和尚未完成的改革、探索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从而适时向全国推广，可以更为有效地推进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和创造新局面。（作者系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