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于和“人”及“人”所处的环境有关的改革，是最为重要的改革。譬如，教育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当我们对阻碍、甚至禁锢新的增长动力形成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进行结构性改革时，重点就在这些领域

　　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首次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相对于过去需求侧改革而提出的新概念和新思路。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应对这一轮经济增长下行的正确对策，又是从根本上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唯一药方。

　　供给侧动力的理论来源是现代增长理论

　　笔者此前就曾强调，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动力，不是所谓“三驾马车”意义上的来自需求侧的动力，而是指来自供给侧的动力。不过，中国目前还有大量阻碍供给侧动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所以，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和产生供给侧动力，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在理解供给侧动力和结构性改革时，需要澄清一个误读，那就是将其简单地视为供给学派或里根经济学。针对上个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反对凯恩斯主义一味需求管理的政策主张，他们强调降低税率，鼓励生产，从供给管理的角度解决问题，史称供给学派。供给学派对当时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影响很大。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总统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称，他的计划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管理为指导思想的政策彻底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1985年，里根总统在第二任期开始时宣称，他将继续实施并扩大原订计划。但是，计划实施不久，美国经济就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随后，供给学派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供给侧动力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来源，是现代增长理论。凯恩斯革命后，经济学的最重要发展之一，就是现代增长理论。现代增长理论以探讨经济增长源泉为使命，同时将经济学动态化、长期化。现代增长理论揭示的增长源泉，或者说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内生于经济体系内部的技术进步。经济学家索洛首先指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经济学家罗默进一步指出，由于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激励，所以技术进步是内生的，由此产生了内生增长理论。其二，如果从要素投入角度观察现代经济增长，人们发现，人力资本既替代劳动，也替代资本，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投入要素。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健康、教育和培训等。其三，经济学家熊彼特则将创新等同于企业家精神，并将其作为供给创造需求的主要动力。在经济学的视角，熊彼特创新是要素及生产条件组合的革命性变化，其深处是技术进步驱动。企业家在这里的关键性作用，是作为技术进步产业化的组织者。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文化创意的成果，都是企业家主导的产业化过程的投入要素。

　　改革当以“形成新增长动力”为聚焦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哪里入手？我们从观察到的一个“奇怪”现象说起。一方面，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成果有限；另一方面，对于技术创新有着极大催生作用的风险投资却“过剩”了。原因何在？显然，好的创业创新项目不足，最终是能够提出并实施这些创业创新项目的“人”不足，是症结所在。这里，“人”是自然人，也是法人。创业创新行为可以是自然人所为，也可以是法人所为。因此，聚焦于和“人”及“人”所处的环境有关的改革，是最为重要的改革。譬如，教育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当我们对阻碍、甚至禁锢新的增长动力形成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进行结构性改革时，重点就在这些领域。为此，笔者建议，我们应当以“形成新增长动力”为聚焦点，进行相关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或系统设计，再具体落实改革任务，以期在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方面有明显的改观。

　　为什么较长时间以来，我们总是混淆需求侧动力和供给侧动力，进而忽视供给侧动力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要的是体制性原因。处于赶超加转型阶段的中国，各级政府都将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的使命，进而以此作为任职期间政绩考核指标，结果自然是高度重视见效最快的投资需求。还有技术性原因。在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析框架中，增长率代替失业率，成为短期分析的核心指标之一（另一个是通货膨胀率），同时又是中长期分析的核心指标，本该受到关注的失业率指标，却经常不在政府的视野中。所以，我们要加快完善调查失业率指标，同时充分反映农业劳动力转移、隐性失业等对中国就业水平的影响，并试行发布自然失业率，将失业率作为宏观经济短期分析的核心指标和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对于中长期增长，则更多地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为创业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

　　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学问。选择的基本原则是机会成本最低，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就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面对现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我们应该在总需求管理和总供给管理中，重点选择总供给管理，亦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然，经济增长下行，也有总需求不足的问题。目前的总需求管理，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中，应首选财政政策，即现在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两个主要工具，一是举债以增加公共投资，一是减税。长期以来，我们比较倚重前者。根据现在的经济态势，主要是政府的债务率水平，以及可能的政策效果，我们应该加大减税的力度，从结构性减税到普遍性减税，以培育并激活微观经济的活力。这也许是能够贯通短期和中长期，并有效改善供给端的政策选择。（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