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增强持续增长动力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格局出现新变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必然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创新突破，以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决策是基于现阶段发展形势和任务的科学判断，是主动引领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突破发展障碍的需要

　　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首先是针对总供给与总需求格局中的供给结构失衡问题而提出的。供给结构的失衡，又突出表现为一批行业的整体产能与库存过剩。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种产能与库存过剩问题愈加严重；由于国际市场外需疲软不振，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充满变数，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出口贸易大国的外销必然受到很大制约，从而加剧了产能与库存双过剩的压力。

　　另一方面，从国内的发展进程看，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我们为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大力发展生产，走出了短缺经济的困境，经济规模总量进入国际前列，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但与此同时，在做大经济总量的时候，也愈益严重地出现了各地各行业拼产能、拼产值的粗放发展，这种发展态势造成了供给侧的严重不协调，制约着我国经济今后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因此，提出去产能去库存，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把当前的发展诉求与增强持续增长动力结合起来的重要的战略决策。从宏观经济的层面看，就是要全面调整优化供给的结构，压缩长线、补齐短板，去除库存、激活存量，改善供给、稳定增长。这样做，所产生的战略意义在于：把传统领域高消耗高浪费的低效、无效投入，真正转变为致力于创新驱动和开拓发现新增长点的投入；降低供给侧的无效耗损，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真正优化；全面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激活企业潜力的需要

　　企业作为市场最重要的主体和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它既是需求者，更是供给者，其效益就来自其供给水平与其需求水平的差额。所以，愈是能提供有效供给的企业，其效益就愈佳，反之就愈差。对一个国家而言，增长动力必须基于企业的活力与实力，企业强则国力盛，所以我们自改革开放的国策制定以来，企业的活力总是摆在改革发展的重要位置。

　　中央提出实行供给侧改革，把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结合起来考虑，实际上也是基于对企业近年来所受到的市场环境压力的关注，是对企业提高有效供给能力并同时实现企业效益的关注。推进供给侧改革，对于新常态下的企业，具有多方面的利好：一是在产能与库存过剩行业，通过改革，淘汰落后、过剩的部分，有利于企业及其所在行业摆脱恶性竞争和经济效益下滑的态势，腾出手来致力创新发展；二是在供给侧改革中，国家通过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的扶持和完善营商环境，采取更活的微观政策，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投资和发展的信心，提升企业技改和创新意愿，有利于激活企业作为供给者的潜能；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加减乘除并举，在压产能的同时，通过更加科学精准的产业政策，推进农业现代化、制造业升级、服务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既可为企业投资发展展示新领域，又能完善深化社会分工和协同创新的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必将有利于企业在市场机会的选择中更加游刃有余，在市场交易中更加降低交易成本。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需要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供给与需求从来不是彼此孤立的关系；供给与消费在结构上的协调，就能产生良性的互动互促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一方面，消费作为生产的目的，“消费创造出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生产不仅仅是满足消费的手段，而且，“生产生产着消费”，“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着力实施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不是忽略内需的扩大；而恰恰是着眼于提高有效供给能力，通过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从而更好地创新和扩大消费需求，营造供需协调的增长动力。因此，我们今天所以把供给侧改革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正是因为以往的经济发展较多注重需求侧的因素，而需求扩大所面临的约束，在当前又很大程度上是由供给的结构性缺陷所造成。由此，我们一方面看到市场上部分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的积压，另一方面却又看到关乎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的新产业新领域的供给不足这种矛盾的现象。可见，在供求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当前就体现在供给侧的问题。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完善供给的结构性改革，内需的扩大将获得新的激活。一方面，这种激活是通过企业转产转型和创新活动，开拓和引导新的需求；另一方面，供给方的活力将通过拉动投资与就业增长，进一步提升国民的整体消费力而实现社会总需求的持续扩大。（董小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广工华立学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