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晋商称雄商界五百年，曾是当时海内最富、势力最大的商帮，人称十大商帮之首。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断定：“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此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可见，晋商可谓华商精神的优秀代表。晋商何以能取得如此傲人成就呢？综言之，是传承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创新和转型发展作为晋商之魂和发扬晋商精神的结果。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明清晋商有过四次重大创新与转型

　　第一次是明朝初年。当时明王朝经常受到塞外鞑靼、瓦剌部落的骚扰，便在长城沿线设九边重镇，驻军86万。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带来了边塞粮、布、棉、草之需。明王朝为了解决消费之需，便实施了一种“开中制”，即商民输粮草与边塞，给予商民贩盐之特权。而盐是专卖品，利润相当丰厚。于是，晋商以极临边塞之利，捷足先登，集粮棉盐业于一身，兴起于明初。

　　第二次是明朝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弘治五年（1492年）叶淇变法，将输边塞粮棉实物，改变为交纳银两后，才可获得贩盐之特权。针对这一变化，晋商及时转型，实行了四个战略转移：由边塞商人转为盐业产地之内商；由粮盐商转为多业经营；活动范围由边塞转向全国各地发展；在经营组织形式上由独资、贷金等转型为朋合为帮组织形式。由于晋商在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创新与及时转型，晋商在明朝中叶已经是资本最雄厚的商人，并且足迹“半天下”了。

　　第三次是清朝前期。政治局面相对稳定，水陆交通发展，商品货币经济和市场扩大，晋商利用山西位处北方游牧区与中原农业手工业区中间地带，“路当孔道”积极开展对蒙贸易，成为旅蒙商人中的主力军。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后，晋商垄断了恰克图国际贸易，又东渡日本，远贾安息（伊朗），开辟了以山西、河北为枢纽的万里国际茶路，经张家口、蒙古草原到恰克图，将中国茶叶等商品远销到欧洲，并设商号于俄国莫斯科等各大城市，当时已是“足迹遍天下”了。

　　第四次是清朝道光（1821年—1850年）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晋商以远见卓识首创山西票号业，使中国从此有了专门从事金融业的早期银行，并一度执清王朝金融界牛耳，同时开创了中国人在海外（日本、韩国、朝鲜）开办银行的先河。

　　晋商的这些创新与转型之举，可称之为晋商之魂。

　　晋商精神可概括为：进取精神、敬业精神、团队精神

　　进取精神。晋商的进取心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晋商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的创始人太谷人王相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曾先后为佣工、伙夫、拉骆驼、挑贩等，他们虽几经折磨但经商意志坚定，终于白手起家，从开办小商号始，由小到大，逐渐发展，到雍正时，大盛魁已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晋商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充分表现了晋商不畏艰险、坚忍不拔的精神风貌。由上可见，晋商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

　　敬业精神。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在封建社会中，传统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晋商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与士农工同等，无贵贱之别，同样要敬。如柳林县《杨氏家谱》称：“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业不可废，道唯一勤。功不妄练，贵专本业。本业者，所身所托之业也。假如侧身林，则学为本业；寄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生理些小买卖，皆为商贾，则商贾即其本业。此其为业，虽云不一，然无不可资以养生，资以送死，资以嫁女娶妻……无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胜天！安在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矣！”晋商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常氏家族不绝于科举，举人、进士多人，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把家族中最优秀子弟投入商海，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把中华传统文化诚信、仁义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事业来对待，正是晋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团队精神。经商需要发挥群体力量，才能在商海中适应商业竞争的需要。首先，晋商在信仰上最尊奉关公：一是因为关公是山西人，崇祀关公有荣耀感与自豪感。二是祈求关公降福保平安。晋商经商地域广，常常遇到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在心理上非常需要神威广大的关公庇佑，消灾降福。三是以关公的信义来规范商业行为，关公被人们誉为是最讲信义的神灵，因此晋商以关公的义来团结同仁，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等不良动机，以关公的“信义”来取信于雇主。同时，请神威广大的关公监督经商活动，规范商业行为，从关公身上汲取无穷的正能量，使商业立于不败之地。其次，在各地建立山西会馆。据不完全统计，晋商在各商埠建立会馆至少500处以上。会馆的作用主要是：联乡情、维护同乡或同行商人利益、祭祀场所、聚会演戏及各种庆典活动场所。晋商通过精神信仰和会馆组织形式，增强了团结，维护了共同利益，发挥了群体力量，从而提高了商业竞争力。（作者分别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晋商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