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意思是假设每个人都能理性地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案。凭经验我们就知道，这个假设合乎事实，可以算得上是对人性的准确判断。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成功地解释了种种经济现象。事实上，近现代以来，非但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众多社会学科，也都在运用理性人假设，以其作为逻辑起点对种种社会现象进行观察与分析，建立起蔚为壮观的现代文明知识大厦。

　　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一些“不理性”的疯狂现象，比如一窝蜂参与传销，比如数量庞大的人群踩钢丝一般购买一些金融机构销售的高收益理财产品，等等，最后都落得鸡飞蛋打的下场，并造成重大社会后果。当然，这里将这种疯狂行为称为“不理性”，不是要否定人的理性，而是用来讨论为何理性的人会做出这种“不理性”的选择。

　　事实上，这些人当然是理性的。因为他们看到身边的人的的确确赚了钱，参与其中让自己获利，当然“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方案”。既然如此，问题一定出在别处。比如传销，它需要全民狂热的氛围，或需要一个封闭的环境对目标对象进行洗脑，但在信息开放言论自由的环境下，狂热的氛围难以生成，操控者就不得不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来“发展下线”。比如某些高收益理财产品，若实际经济活动中没有那么多高回报项目，就编造虚假的项目发售理财产品。很容易看得出来，两者全都采用了违法的方式。

　　倘若传销操控者不能限制人身自由，就难以对人洗脑；倘若那些违法的金融机构不能编造虚假信息，就难以让数量庞大的人群上当受骗。可见，那些“不理性”的疯狂现象，是被欺骗的结果。这就说明，在自由交易市场中，一定得有规则；有了规则还能被公平而严格地执行，所以还得有法治。

　　除此以外，还需要有充分的新闻监督与言论自由。因为普通消费者很难有精力和能力分辨所有商品或服务的品质，需要专业机构及新闻媒体来协助获取更多信息，并通过充分交流来提升识别能力。传销需要封闭空间对人洗脑，已经反证了言论自由对于反洗脑的重要性。金融机构编造虚假信息欺骗投资者，就需要新闻媒体努力“扒粪”，并以言论自由对抗虚假信息。如果动辄以损害企业形象与利益为名打压新闻媒体和言论，获利的只是少数不良企业，社会却要为此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有了新闻舆论监督与法治，就可以放手让市场去试错了。如果政府把自己当作无微不至的保姆，担心每一个宝宝被一丝凉风吹到，则所有的宝宝都难以健康成长，市场也永远不可能成熟。

　　比如传销，凡是有限制人身自由行为者，立即对其绳之以法；而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知传销的真相，绝大多数人都会因其道德风险太大而对其敬而远之。比如某些高收益理财产品，当被揭露编造虚假项目时，监管机构立即对其进行查处，将触犯法律者送上法庭；而在言论自由环境下，人们也能够更清醒地将现实经济活动与理财产品的收益率结合起来考虑，不容易被夸大宣传蒙骗。

　　“经济人”要“理性”起来，既需法治规范市场，也需要新闻舆论提供充足的信息，还需要所有的“经济人”亲自下水，“在水中学会游泳”。在法治环境与新闻舆论控制了试错成本之余，每一个“经济人”都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行为负责。事实上，“经济人”总是能够在理性的指引下通过试错快速成熟，而这样的试错成本是必须承受的最低代价。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性亘古不易，它将我们的未来锁定在过去，经济人一定是理性的，这一结论没人可以动摇。要让整个经济体的效率提升，我们需要做的是，让“经济人”的理性在规范的市场环境中尽情释放，防止它在歧路上肆意狂奔。（作者系深商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