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是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主张，也将成为破解经济发展难题的重要路径。本文针对供给侧存在的五大难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七条改革举措，以破解供给侧改革难题，推动经济增长。

　　供给侧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科技等，供给侧存在问题意味着这些要素包含的经济效益潜力无法充分发挥出来，不能够提供足够的有效供给。具体有如下表现：

　　一是我国经济增加值的质量和财富含量还有待提高。

　　我国同样数额的GDP的质量与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都是新增价值，但是发达国家的增加值中所包含技术含量和其产品的质量较高些，可以服务更多人口，或服务同量人口更长有效时间。

　　二是我国经济的匹配性还比较低。

　　因为我国经济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产品因配套不完善而无法实现其效用，无法实际被消费或被使用，有些产品生产得过多，而有些与其配套的产品又可能过少。这就意味着有些新产品虽然生产出来了，但实际上无法使用和消费，只能在仓库中存放着。

　　三是我国经济还属于过重型经济。

　　这是通常所讲的GDP结构的含义，即我国经济还是重型结构、汗水型、资源消耗型，不像发达国家的是轻型、知识型结构，在结构调整中把具有智慧脑袋的人才转到新行业就可以了。而重型结构在结构转换过程中损失相对更大，因为有些硬件装备是无法转到新行业的，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这些都是GDP的缩减因素，需要新的替代。

　　四是我国经济增加值中包含较大的补偿性。

　　我国经济新增产值中的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往年所生产GDP伴随的破坏性伴生现象的补偿。如产品因质量问题而销毁，几年前建设的公路、住宅等，由于质量问题或规划问题，很快被推倒或扒掉再建，地下管网往往是挖了埋、埋了又挖。据统计，我国每年因拆除房屋就浪费4600亿元；更严重的是引起全社会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据环保部估计其年损失额最高达到15000多亿元。这些伴生现象都是在创造新的GDP过程中产生的破坏现象，实际上都需要扣除，并用新的GDP来补偿。

　　五是我国经济的人均增长基数仍然较小，致使选择性也较小。

　　我国现在人均GDP在6000多美元，而美国是50000多美元，是我国的近10倍；而我国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的5倍，所以人均量就更小得多了。人均量小，自然就使选择性受到限制。

　　要克服供给侧存在的以上问题，需要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方案。从一些基本方面看，对影响供给侧各要素如土地供给、劳动素质、资本积累、科技创新效率的激发，都需要推进体制改革措施，其中资本积累或投资体制的改革是关键。因为要针对并解决供给侧存在的所有上述问题，如减成本、增效益、补短板、调结构、减库存、降产能，都必然要求新的投资。这实际上就是对现有劳动力、资源、技术进步的投资，都是意在增加有效供给能力。当然这里的投资增加不是依靠增发货币，而是主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通过投资体制改革，确定投资方向、投资主体，增加有效投资量，从而供给侧的问题即可解决，经济即可保持稳定增长。

　　这些体制改革举措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速企业体制改革。使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摆脱行政旨意，按利润导向投资，按需求导向经营，推动投资/经营结构调整，由此必会引导企业减少投资传统行业，“去产能”、破“僵尸企业”，转出能源消耗型产业，减少环境污染，转而加速有需求的创新投资，推动结构改进。

　　二是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下大力气推广各地自由贸易区中取得的行政体制改革经验，减政放权，推动创业创新，“减成本，增效益”，简化手续，减少“公章”旅行，增加投资主体。

　　三是推进税收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分税制，适度增加地方政府收入分享权，同时，也对中小企业减免税收，“减成本”，让利于民营企业，增加各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四是改革金融管理体制。大力发展民间钱行、贷款协会、互助储蓄、互助保险、信用合作社、股权交易市场等草根金融机构，支持草根经济。如此中小民营经济才能“增活力，增效益”，增加有效投资才有来源。

　　五是加大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力度。摈弃甩包袱、处理垃圾的心态，推行“靓女先嫁”，以优质国有资产吸引社会资本、民间资金，使国有企业投资“增活力，减产能”，增加有效投资及有效供给。

　　六是加快教育科技体制改革。增加向教育科技领域投资，提高专业培训和专门的职业教育，增加技术蓝领劳动者收入，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科技贡献率，从而“增效益，提质量”，提高“匹配性”，减少“补偿性”，否则不可能改善供给侧存在的问题。

　　七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带动房地产“去库存”，推动供给侧有效供给。

　　相信通过以上各种体制改革举措，必激发出企业和市场的活力，激发投资积极性，改革我国经济供给质量、产品结构、提高匹配性和选择性，减少破坏性、降低补偿性，提高基数，从而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持续性中高速增长，完成我们民族振兴、中华崛起的伟大历史任务。（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