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命题的首次提出，蕴含着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政策部署的重大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深远的理论意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将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发展实践和思想理念，不仅上升到理论层面，同时也上升到学科高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巨大创新，极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题是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指导中国的建设和发展

　　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深厚的基础理论作支撑，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指导上，就难以提高科学性、系统性、预见性。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百家争鸣的格局，迫切需要在基本理论上有一个根本性的突破和规范。因此，加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是当务之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中国独有的创新理论，诞生于中国、发展于中国、服务于世界，为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指导。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就主张“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 ，即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出发。在当代中国，“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在根本上就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是思考和探究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足点。

　　“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就是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之“事”求其所“是”，就是从实践中发现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所在，并找出解决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从“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到“问题意识”、再从“问题意识”到“问题倒逼”，既是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也是中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引当代中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科学理论，重大创新之处在于赋予了崭新的中国因素和时代因素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里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运用中发生着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如何科学对待的问题；二是如何丰富发展的问题。

　　在“科学对待”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分清楚”，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在“丰富发展”上，当代中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理解的视域比以往更为宽广，特别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来不为我们所知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理论滋养，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色。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中丰富和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术语的革命”，完成从提炼和总结实践经验到发展成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转变

　　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发展“系统化的经济学说”，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要求和新任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利于向世界传播好中国声音，讲述好中国故事，引导国际社会全面客观认识中国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内在机理，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展现给国际社会。

　　中国经济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13亿多人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至8000美元左右，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形成，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从以苏学东渐、西学东渐为标志的引进阶段，转向以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占领话语权制高点为特征的“术语的革命”和创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术语的革命”，在于中国话语的阐释。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成就时曾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十分看重《资本论》中“术语的革命”的科学价值。他曾认为，《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就表现在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工资的“术语的革命”上。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学领域原创新性的“术语的革命”主要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先富和共富、民营经济、小康社会、新常态、五大发展理念、对外开放等。还有更多属于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如宏观经济调控、创新驱动发展、全要素生产率、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市场体系和现代产业结构等。这些原创新性和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崭新的因素”，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话语和学术范式的显著标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应该体现在“中国特色”上，构建凸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学术话语体系

　　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热衷的话语、规则、观念、标准等大多是西方的，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弱化和西方经济学强势化现象。同时，中国本土仍具文化活力与生命力的学术话语、语言、概念、范畴、思维方式、思想文化等则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与抛弃。因此，开展中国经济学的“术语的革命”，构建凸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科学性、 民族性、开放性和大众性的学术话语体系，是一项紧迫而重大的课题。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又要注重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或文化发展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这个社会自身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主张与国际接轨的今天，在经济学中坚持中国特色的问题都不能说已经解决得很好。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或各种应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都多少带有点“言必称希腊”的味道。无论是对于古代还是现代，中国学者在经济学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都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这些成果是从中国经济变革和发展的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我国经济学发展的基础。因此，在积极进行国际交流和合作，汲取别国有益经验的同时，我们要发扬中国特色和民族风骨。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必须有一支理论功底厚实、研究视野开阔的本土化的经济学家队伍。我国经济学界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了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共同体。这一科学共同体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有对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模式的深刻反思。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这一共同体非常重视汲取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精华，同时又掌握我国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并用于创造性的研究工作。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生力量和希望之所在。（作者为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