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试验区与示范区一脉相承，都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圳经济特区成功，首先是道路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线，始终贯穿经济特区的发展过程。

　　深圳模式的要义是“特色”

　　40年前，建立深圳经济特区时，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也没有刻意创造一个模式。因为建立经济特区是一个试验，经济特区的发展过程也是不断试验。1984年邓小平指出：“经济特区还是个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

　　尽管没有现成模式，但目前的“深圳模式”已经形成，并得到国内外公认。这是因为40年来，深圳的试验和探索非常成功，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适合自身特点的高速度和高质量发展之路，并能复制到其他地区。深圳模式尽管是在探索中形成，但深圳牢牢把握大局和大方向。从这个意义上看，深圳模式有许多偶然因素，但却是必然的产物。

　　深圳模式的主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0多年前，我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要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20世纪80年代初，我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命题。

　　深圳经济特区就是诞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深圳经济特区重大职责和首要任务。经济特区这样的职责和任务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的，而是有一个不断认识升华过程。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以及随后下发的中央50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都提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中央决定，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赋予经济特区特殊使命，深圳是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区。总之，兴办经济特区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深圳，要求深圳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2019年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第九次会议，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深圳在五个方面先行示范。

　　试验区与示范区一脉相承，都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圳经济特区成功，首先是道路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线，始终贯穿经济特区的发展过程。

　　20世纪80年代初，为迅速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党提出“三步走”战略。第一步从1980年开始，用十年时间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第三步到2050年实现现代化。深圳经济特区先行先试，其重要任务就是要率先实现现代化，并作为“引擎”来带动更多地区发展。

　　随着工作重心转移经济建设上，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在这场改革大潮中，深圳一马当先，经过艰苦努力，率先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现在，我们可以初步描绘深圳模式的基本框架，主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深圳经验的精髓是“敢闯”

　　1992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已有12年，这一年邓小平到南方深圳、珠海等地考察，发表重要的南方谈话。国贸大厦是当时深圳的最高楼，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以国贸大厦为中心的这一地带现在是深圳重要的人民南商圈。当时深圳从这里开始建设，一片繁华。邓小平站在旋转餐厅指着外面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深圳，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寥寥数语，把深圳的形象刻画得极为鲜明、生动和深刻。

　　深圳经济特区诞生的时代还处在计划经济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根据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其特点是高度集中和单一。到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时，我国的计划经济已实行31年，建立了非常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

　　经济特区建立时，是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创办经济特区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将计划经济体制撕开一个小口，探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要突破计划经济体制谈何容易。计划经济是公有制的象征，而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任何做法即使是小小的变动，都可能涉及姓“社”还是姓“资”重大原则问题；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非常坚固，形成了全国上下高度一致的体制，靠局部力量很难突破。深圳的“敢闯”由此开始。

　　价格是市场经济最灵敏的风向标，由供给和需求不断调节所形成的市场价格，决定着生产和消费，这就是经济学中最著名、最经典的“看不见的手”。从“看得见的手”到“看不见的手”，是一个重大而艰难的转变，深圳首先进行价格体制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圳在全国率先放开物价、率先取消所有票证、率先取消粮店。1982年，深圳提出“以调为主，调放结合，分步理顺价格体系与价格体制”的物价改革方针。提高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放开部分价格，实行随行就市，鼓励市场竞争，拉开价格档次，允许一定幅度的浮动。部分商品价格放开后，特别是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价格放开后，物价一时高涨，引起了短暂的抢购风。“阵痛”换来了长期的稳定，“看不见的手”发挥重要作用，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基本形成。

　　深圳经济特区早期的定位是“外向型经济特区”，明确“三个为主”，即资金以外资为主、企业以外企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但是，深圳的做法与当时的体制产生冲突，遇到一个棘手问题：汇率。官方牌价严重脱离出口贸易比价，人民币汇价高估，使得进口赚钱，出口亏损，不能起调节外汇收支的作用。深圳提出建立外汇调剂中心的设想，以市政府名义举办，由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具体办理。在外汇调剂价格方面，贸易外汇按参加交易单位所在行业或集团公司上一季度平均换汇成本向上浮动。1985年11月，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正式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是我国金融和外汇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

　　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被称为财富之母。土地在我国有更深层的意义，因为我国的土地全部为公有，因此，土地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最集中的体现，我国宪法规定土地不能转让。长期以来，土地没有作为生产资源，因而沉淀下来，土地的价值没有开发。但是，开发土地，面临违宪的风险。经过深入调查和反复酝酿，1987年7月《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出台，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在坚持统一开发的前提下，以公开竞投为主，竞投、招标与行政划拨相结合。深圳敲响了我国土地使用权拍卖的第一槌，被称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空前壮举”。这一壮举也推动了我国宪法的修改，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原有条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作了如下修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深圳一直遵循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有限责任等是深圳企业的主要特点，国有企业也都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企业股份化改造后，必然要求建立证券市场。1987年深圳发展银行发行股票，1988年该股票在特区证券公司柜台交易。不久，深圳市国投证券部和市中行证券部相继开业。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公司也发行股票并上柜交易。1989年11月，市政府决定尽快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1991年4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文批复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的“敢闯”从建立经济特区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说早期的“敢闯”是以破除旧体制为主，那么现在的“敢闯”则是以建立新体制为主。深圳把创新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是深圳发展永恒动力。把创业、创新、创投、创客等联动起来形成“四位一体”。实现资本与创新紧密结合，创新链、产业链和资本链无缝衔接。每年举办国际创客周、全国双创周，建设全球创客中心，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打造华强北电子一条街等。建立前海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深汕特别合作区等新的试验区，作为改革创新和经济发展重要平台。

　　“敢闯”让深圳把握了历史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所有机遇都是留给有准备者、留给敢于作为者。深圳经济特区遇到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如国家的战略转移使深圳成为改革开放最前沿，早期的世界产业大转移使深圳迅速成为“世界工厂”，现在的创新大潮流使深圳成为创新型城市。深圳的“敢闯”是有原则的，不是盲目和蛮干。深圳善于利用“尚方宝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地方的敢于作为和聪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