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对于“边际价值递减定理”的论证，强调人们根据目的重要性排序，事先对于手段的主观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后心理生理上的满足感受。

　　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对效用的定义是，效用表示满足。当你多吃 1 单位冰淇淋时，你会得到新增的效用或满足，效用的这一增加量就被我们称为“边际效用”。 而他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介绍：当某物品的消费量增加时，该物品的边际效用趋于递减。你从某物品中得到的享受随着对该物品消费的增多而下降。

　　比如喝水，当你口渴的时候，喝下第一杯水最畅快。随着口渴程度的降低，你对下一杯水的渴望值也不断减少。直到你喝到完全不渴的时候，边际效用下降为零。传统经济学的解释看似有些道理，但它需要借助心理或生理上的感受来说明问题。这种感受一方面违反了“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奥卡姆剃刀原理”。另外一方面，丧失了普遍必然性。

　　喝水解决口渴的问题，这种感受上的差异也许并不明显，但有些感受却非常因人而异。 比如饮酒，有人喜欢微醺就好，有人更爱不醉不归。那么饮酒时，完全有可能第一杯下去，都还没有进入状态、还没有开始发挥，后面几杯的边际效用会显著大于前面的。

　　也就是，对于饮酒来说，它的边际效用有可能先增后减，而未必是一直递减。依赖于心理或生理感受来解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很容易被反例所证伪。另外，如果说我们认可传统经济学的粗浅分析，我们很快会得出一个推论：富人的钱越多，钱对富人就越不重要。

　　人们会据此认为，同样一百元钱，对富人来说边际效用很小，但对于穷人来说却很大。于是我们看到，今天全球很多国家都会对富人征收高额累进税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很显然，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导致了人们的观念错误。

　　同样的问题，奥地利学派创始人卡尔·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门格尔首先对“效用”和“价值”作了区分。他对“效用”的定义是，“一物用以满足人类欲望的能力”。这个定义侧重于“物”的客观属性，比如煤炭、石油，阳光、空气和水等等，它们有满足人类欲望的属性。 而对于“价值”的定义，则是“经济人对于财货具有的意义所下的判断”。这个定义侧重于“人”对“物”的主观判断，尤其是侧重于具体的个人目的和“物”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

　　煤炭石油远古时代就存在，它们一直有“效用”。但当时人们的知识无法利用它们，它们在当时也就没有“价值”。 再比如阳光和空气，有着非常重要的客观“效用”，但对于我们大多数目的来说，空气和阳光通常并没有太多的“价值”。简单来说，具备“效用”的“物”，需要经过“人”根据目的的判断，才能决定它的真正“价值”。

　　按照门格尔的定义，“效用”不存在递减，因为它仅仅是一种属性。同样 1 单位的煤炭，它们能够释放的能量理论上是一样的，但很显然这并不是我们经济学要研究的内容。所以严格来说，门格尔提出的是关于“边际价值递减”的规律。这个规律并不依赖于任何生理或心理上的感受，仅仅是建立在人们对目的和手段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上。

　　我们在面对选择和行动时，一定会区分轻重缓急，做一个重要性的序数排列。假如没有对目的重要性的排序，我们将无法做出选择和行动。

　　举例来说。同样都是水，可以用来解渴维持生命，可以用来洗脸，也可以用来洗衣服。假如我对目的重要的排序就是：解渴、洗脸、洗衣服。

　　假如我只有一瓶水，我只会拿来解渴。因为解渴维持生命，这是我排序在第一位的目的，它的重要性最高，所以这第一瓶水的价值也就最高。假如我有了两瓶水，我解渴的目的可以满足了，这个时候我就会用第二瓶水，也就是边际上增加的那一瓶水来实现我洗脸的目的。这个时候，我又有了第三瓶水，我前面两个目的都实现了。这个时候，我就会用第三瓶水来洗衣服。洗衣服的重要性最低，所以相对应的，第三瓶水的价值最低。

　　而如果我一开始就有三瓶水，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放弃其中一瓶。看上去我可以放弃其中任意一瓶，但实际上我放弃的是背后最不重要的那个目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瓶水的价值依次降低，呈现出“边际价值递减”的规律。

　　这个规律明显不同于传统经济学上对“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分析，传统上的分析，喝第二瓶水的感受明显是会受到第一瓶水的影响，是跟第一瓶水的作用相关联的。而我们基于“目的-手段”框架推导出来的“边际价值递减”的规律，三瓶水的作用互不相干，仅仅是因为人的目的不同，重要性的排序不同，使得三瓶水的价值不同。

　　我们把这个具象的水抽离出来，这个规律依然成立。而且它的成立不依赖于任何心理学或者生理学的研究支撑，也就不会因不同的人而失效。这个规律，是从人的行动公理中推论而来，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定理——边际价值递减定理。

　　奥地利学派对于“边际价值递减定理”的论证，强调人们根据目的重要性排序，事先对于手段的主观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后心理生理上的满足感受。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当然不是全错，但应该说，奥地利学派的“边际价值递减定理”更具一般性，也不会得出“同样的钱对富人不重要、对穷人更重要”这样的错误结论。

　　（作者系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