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城市已到了加速发展的阶段，健康的城市化过程同时应该是一个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和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虽然人们已经习惯于把人情冷漠、相互猜忌与城市社会联系在一起，但是大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使人们习惯了规则，讲起了法治。然而，在城市化过程中尤其在小城镇出现了某种变异——“村庄化”的熟人社会特征，有人把某某城市干脆就叫“某某大村”。这种看法当然不够严谨，但作为城市化进程的某种警示，还是很有意义的。

　　熟人社会有不同类别，不妨把熟人社会大略分为传统型与现代型两种。

　　传统型熟人社会的纽带复杂，其中既有宗法血统关系，又有宗教纽带，还有经济依附。村里的领袖不仅是族长，也是神权的代表，还披了道德的伪装，又掌控了别人的生存命脉。一般而论，这种熟人社会是可怕的。呼吸过城市或市场的自由空气的人，对这种社会会感到恐怖，避之唯恐不及。这种熟人社会类型，在眼下中国仍然存在，特别是在一些山区村落。中国的有些知识界人士不去认真研究这类社会，一味强调保护文化的多元性，对这类熟人社会宠爱有加，实在远离了人本主义的底线。农民用自己的两条腿表达了自己的好恶。特别是女孩子一旦进城市务工，宁死也不会再回家乡；男孩子也自然会跟着去了。学者心中的多元文化，在他们心里没有地位。

　　如果基本结构不变化，这类熟人社会被放大为如“城关镇”一类的小城市，其实还是一个大村庄，传统熟人社会的弊端照样存在。这类小城市的最大弊端是沉重的人情负担；没有人情关系，办不成事情。在这里，宗法关系、官场网络与利益往来交织在一起，人们会用很大精力培育势力圈子，瓜分公共财政支撑的利益流。这些现象对于青年人追求发展的心理要求，无疑属于负面因素。这个可以被看做一些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后又再度返回的重要原因。

　　传统熟人社会成功转型的最根本条件，是实现物质利益关系与宗法关系或其变形之间的切割，将物质利益关系交由市场支配。

　　在经济发达的社会，只要是稍有规模的人口聚集点，哪怕是几万人的小城市，其劳动者必然纵深进入国际分工体系。一些数万人的小城市，往往由一两个大型企业支撑，或由类似大学这样的公共机构支撑；一些更小的聚集点，如村庄，也会存在，但同样具有专业化水准，或是度假旅游点，或是特种农产品集散地。在这样的居民点，熟人社会不再和基本经济利益直接关联，人们的超经济往来不会约束基本自由。至于专业农民，由于高度分散居住，传统村庄的那种综合性熟人圈子的压力自然荡然无存；他们的每一斤农产品都可能远销他处，近距离的交往圈不必与物质利益扭在一起。

　　就这样，在社会现代化以后，熟人社会本身也出现了多元化，不同类型的熟人社会有了相对清楚的边界，不再交织在一起，也不会让一个或几个领袖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无疑是一个社会进步。

　　熟人社会一旦与基本生存资料的分配切割开来，其维系会依靠其他几种基本要素，如家族关系、共同兴趣、同学关系以及邻里关系等，由此变得相对简单。固然熟人圈会成为个人在职场拼搏的资源，但熟人圈本身不会形成依附关系。在熟人圈内建立的信任关系，有可能移植到职场，会提高合作效率。

　　中国社会的转型，包括熟人社会圈的转型，这个转型在理论界似乎没有引起重视，而我们认为，这个转型的成功与否，与社会稳定及其百姓的社会生活品质的提高有密切关系。（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