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就是在纷繁的条理与复杂的现实中提挈领，无论怎么高贵的理想都必须寻找现实的工具去实现。

　　如果有人说，你的生命只值205万元。你一定会暴跳如雷，且不说205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而且你会说，无论多少钱，你都不会用钱来换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生命无价。

　　可是生命真的是无价的吗？2014年最后一天，内蒙古高院向呼格吉勒图的父母送达了国家赔偿决定书。根据该决定，国家将向其父母赔偿共计2059621.40元。尽管最终获得的这205万多元，不足以挽救呼格的年轻的生命，也不可弥补呼格父母的失子之痛，但他们还是接受了这笔赔偿。很多人从中看出，生命又是有价的。

　　如何看待此事，也许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看法，政治学家认为，人的生命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任何人都不可予取予夺。法学家则认为，法律规定了人的生命权是人的基本权利，未经起诉，任何人不受死罪和其他重罪的惩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文学家诗人则如此表达，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耳熟能详。这些都从抽象的角度确定了生命的宝贵与意义，自是凛然正气，不可丝毫怀疑。

　　可是当丰满的理想遇到骨感的现实，许多事情就难以解决。比方说，我们一方面强调生命无价，另一方面又需在特殊情况下作出两难选择，如何选择，必须有一个适当的方法或者工具。这时候研究价格与效益为主的经济学也许就派上了用场。 经济学家就是在纷繁的条理与复杂的现实中提挈领，无论怎么高贵的理想都必须寻找现实的工具去实现，最主要就成本效益分析法。

　　按照经济学家的思维，人都是理性的，也是趋利避害的，也只有这样，通过两个平等主体的自由协商，无论多么大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人们会基于理性、自利而设法降低行为的成本，而降低成本，可以说是人类行为背后最主要的驱动力之一。关于人是理性的可以理解，关于人是自利的，也许很多人会反感，他们认为，人应该是为他人着想的，人会做很多利他的事。前者是应然的，后者是实然的。道德上呼吁人人利他也许没有错，但对分析实际现象解决实际问题帮助不大。经济学家就是绕开宏大的理想境界表述，寻找可操作的解决问题方法。

　　比方说，一条生命到底值多少钱？哈佛大学经济教授曼昆曾举例做了一个好的阐述。有个小镇要花1万美元在十字路口安装一个红绿灯，根据工程师估算，红绿灯可使致命性交通事故的危险从1.6%降低到1.1%，应该花钱来装这个红绿灯吗？这就要用成本-效益分析法，但是收益——即拯救一个人生命的可能性——也不得不用美元来评价人的生命。起初，你也许认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无论给多少钱，不会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可是这对于决策要不要安装红绿灯，毫无意义，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我们就应该在每个路口都安装红绿灯。但实践上又做不到，我们有时愿意节约一些钱用自己的生命来冒险。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是有其隐含的价值。正如台湾经济学家熊秉元所说，价格表现的财富很容易转换成其他的价值，而像美丑恶生命这些抽象价值很难转换成另一种价值。金钱这种价值在辨认、交换、处理上要比其他的价值容易的多。这也正是一些人所说的，一切能用多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再说红绿灯的问题，一旦你接受了一个人的生命是有其隐含的价值，事情才有解决的方法。就是该如何确定生命的价值，比方说，考察一个人活着能赚到多少钱，法院在判决过失致死赔偿案时会用这种方法。呼格案的国家赔偿，就是部分根据这个方法计算的。经济学家还认为，评价人的生命价值的一种好的方法，是观察人们自愿冒的危险以及要给一个人多少钱才愿意冒这种危险。通过比较高风险职业与低风险职业的工资，经济学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们对自己生命的评价。比方说，在美国，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约为1000万美元。这样就可以计算，红绿灯使车祸死亡的危险降低了0.5%，因此安装红绿灯的预期收益是0.005X1000万美元，即5万美元，收益大于成本1万美元，所以这里应该安装红绿灯。

　　同样，回到呼格案，也是接受了一个人的生命是有其隐含的价值。经过与呼格父母协商，内蒙古高院于12月30日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赔偿呼格父母死亡赔偿金、丧葬费1047580元（国家2013年度职工平均工资52379元×20），呼格生前被羁押60日的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12041.4元（为国家2013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200.69元×60），精神损害抚慰金100万元，共计2059621.40元。当然，生命已逝，再多的钱也无法挽回18岁的呼格吉勒图年轻生命，公正的公法比什么都重要。（作者系湖南文化学者）